近来“文学‘县’场”活动声势浩大，加之在“新东北”“新南方”等地方性写作讨论浪潮的裹挟下，县域文学也成了热议的话题。如何看待县域文学的现象？我觉得首先应该跳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粗糙”与否，是不是“原生态”的“初级素材”，需要就具体作者和具体文本去讨论，并不能成为县域文学和基层写作的标签。毕竟许多城市书写，同样存在“粗糙”和“初级素材”等问题，并不因作者身在城市，书写就必然“精致”。

相对于大城市，县城和基层乡镇处于较偏僻边缘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直接造成基层写作者产生各种困惑、遭遇各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外部的困境。首先是生活重压与文学书写的冲突。各种资源相对稀缺和经济条件相对落后，致使写作者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契机匮乏。加上常因柴米油盐而奔忙于各种活计当中，创作时间少，甚至中断写作。这就造成了作者文学观念陈旧，作品量少且质量不高：不是文字流畅度差，就是文本连贯性不强。反过来，创作成果的成色又严重影响着基层写作者的信心。其次是县城文人心态与文本“突围”的冲突。基层作者因取得了一定成绩，极易自我满足、不思进取。作品的影响力因此总在“圈圈”范围内无法突围，但是又强烈渴望被更大的世界认可。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学内部的困惑。有些作者文学观念紧跟主流，创作手法紧靠潮流，文本审美也具有一定价值。但是，为了作品能走出县域“圈圈”，得到更广大世界的承认，他们大多放弃独属于自己地方的语言思维，放弃很多本县域独具的特质，这样的文本普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缺乏锐气，创新不足。

那么，县域文学如何走出县域这个“圈圈”？我坚定地认为，重要的路径是“回到文学本身”。

一是要立足县域特质，建立起地方性独特书写，切入更大层圈乃至世界性的窗口门户。要从区域内不同于别的地方的一切事物来确立自我，要有坚信“地方的，也是世界的”之文学自信，敢于亮出自己县域的不同寻常。以我熟悉的桂东南小城北流为例。梁晓阳《凤凰单车大链饼》（《广州文艺》2024年第1期）正是这样一篇充满自信的小说。小说以大量的当地方言，还原桂东南乡村的对话场景与思维逻辑，深具地域真实感。鲜活的人物、精巧的结构和深沉的意蕴，成功描绘了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动图景，记录了一代人的情感与命运，并折射出中国乡村在时代巨变中的深刻变迁。

二是要立足生活实践，建立起以柴米油盐的日常唤醒身体里的文学审美并自觉对话的机制。要做时代的在场者，深入挖掘独特的经历体验，写出生活的沉淀，写出生命的体悟。北流诗人安乔子就是如此，诗人林莽曾这样评价道：“安乔子的诗取材于乡镇生活中真切的体验和感受，她以质朴的语言、细微的观察、准确的表达，体现了写作能力……”广西兴业县的温雄珍15岁进入社会打工，生活坎坷，但诗歌之光让她在生活中得到了精神的升华。她说：“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自己的方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三是要立足文学本质，建立起不断自我审视和不断自我更新的认知视域。北流诗人谢夷珊是践行者之一。从关注本土到关注世界，他的认知视域不断拓展。他写广西以南的大海、岛屿以至南洋的诗集《兰卡威一日》，获得第十一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这是对他基于文学本质的广阔认知视域的充分肯定。

当然，县域文学需要地方各种扶持措施去推动其繁荣发展。一个地方对文学事业的重视程度，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县域文学和基层写作的整体态势。我觉得，重点讨论和研究建立鼓励县域文学和基层作者创新创作机制，是很有必要的。县域、乡镇、村屯不能因其小或偏僻而被遗忘，反而应是鼓励政策的重点实施之地，身在县域、乡镇、村屯的文学创作者理应受到更多阳光的普照。因此，地方上应从行政管理服务的层面上，给予县域文学和基层作者更多政策上的鼓励和关怀，出台倾向性鲜明的物质奖励措施，改善基层作者的创作环境，促进县域文学因地而异、各彰其异，推动形成文学的整体繁荣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