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类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上，围绕《红楼梦》展开的相关讨论，话题热度持续攀升。《红楼梦》自面世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嘉庆年间的文人得舆在诗作中感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今人对这部小说也是言谈不倦、聚讼不已。作者在起首自明“真事隐去”“假雨村言”的叙事纲领，再辅以“梦幻”“荒唐言”等定性表述，似乎本就有意模糊虚实的边界。至于“草蛇灰线”般的叙事伏脉、“金陵十二钗判词”这等诗词谶语、“元迎探惜”一类的谐音命名等，也在留下线索的同时，又难以究极壸奥，引来无数遐想。况且说千道万，《红楼梦》毕竟不是一块“完璧”，文本的残缺虽令读者倍觉遗憾，却也为大众的解读与联想留下了更多空间。
历史上针对《红楼梦》展开的批评视角向来多端，从清人王希廉的“劝诫说”，到民国索隐派的“悼明说”、考证派的“自叙传”，再到当代的社会学视角、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可以说，整个《红楼梦》阐释史就是一部不断被重构的历史。而在此间，索隐派与考证派的论争又格外引人注目，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经典著作阐释中各执一见、反复争鸣的代表案例。
提到索隐派，学界一般公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石头记索隐》提出此作是一部“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这样的解读，除了本于《红楼梦》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的大前提，大概也受清代文祸频发这一外部环境的催发。蔡氏说明著书动机时就提到，小说作者“虑触文网”，故意造设了“数层障幂”，于是很有“阐证本事”的必要。在人物关系上，宝玉对应康熙的废太子胤礽，黛玉影射朱彝尊。蔡氏这番以“文”索“史”的用力，却还是被胡适以猜“笨谜”“附会”等相讥，如此难免胸中不平。他在《石头记索隐》的“第六版自序”中归结出“三法推求”，“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又举隅中外多种“情节考证”事例辩议道：“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似乎是想从文本细读的角度，证明索隐路数的学理性。归根结底，所谓“情节考证”的方法，“基本方法无非是比附、谐音或拆字”，难以脱卸臆断、附会的嫌疑。概因如此，索隐派才在当时与考证派的学术论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被红学边缘化。
时下，“悼明说”再次引发争议，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妨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一作管窥。
作为传统文学体系中的非主流文体，遭到贬抑是小说面临的长期处境。这种情况下，擎起“实录”的大旗，标榜“补史之阙”的价值，成为作家与批评家为小说正名、辨体时的一种普遍策略。在他们的心目中，小说攀附在“信史”身旁腰杆才硬，身形才高大，价值才能彰显。可以看到，一些载录实事的笔记体小说，确实也被古人当成博洽淹贯的凭据，甚至被引作治史的资材。小说文体所表现出的这种“执念”，往大处说，映射出的是中华民族慕史求实的文化品格。从“索隐派”将小说当成“史”来解读的尝试，到今天广大网友对《红楼梦》“悼明说”的勃勃兴致，叩问历史真相的用心是一贯的。文学的模糊性固然是其魅力所在，但也在无形中催生出读者的焦虑之源。于是，该话题与许多对历史真相感到好奇的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一拍即合。他们试图基于《红楼梦》，运用自己接收的信息、秉持的情感与价值观，对历史和文化作出新的阐解。
另一方面，虽然有一股强力的“尚实”观念制约，但小说在还归于子部、史部的观念史早期阶段，就已将“姑妄言”“子不语”“虚述”“好奇”等基因深植于认知图式之中，即便日后小说文体趋于独立，“虚”“奇”成分也仍然相对稳定。像张华《博物志》、洪迈《夷坚志》、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小说著作，即便因为传述圣人所不语的“怪力乱神”而屡遭正统文人批驳，但从不见泯灭。这其中当然有作家与批评家的功劳，他们或是标榜“庶几乎史”“羽翼信史”，或退而强调小说的“资谈”“消闲”等功用，或是以儒家“玩物适性”观念寻求情理支撑。但这种种举措，终究无法遮饰小说在传虚、传奇上的审美癖好。读者大众对小说的接受就更自如，往往越是捕风捉影的异闻怪谈，越受读者大众的青睐，也容易流布于街谈巷议的话语场域之间。“悼明说”在当下引来一众拥趸，内在理路恐怕与此也不无相通之处。人们对神秘、反常、隐晦事物的探索欲与好奇心膨胀，进而表达成对反常叙事的偏爱，而《红楼梦》的这一解读恰恰能与这种喜好相投契。对于部分人来说，承认这是一部描写男女情爱、家族兴衰的小说未免过于平淡，但如果说这是一部见证宫廷秘史的隐喻之作，阅读的刺激感、新鲜感则远超前者。
“悼明说”延续了“索隐派”的旧阐释范式，本来新意并不多，在当下能爆火，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脱不开关系。凭着低准入性、便捷性、瞬时性等特性，互联网对学术圈以外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赋权。过去需要通过专著、论文才能看到的索隐观点，如今被压缩为数十秒的短视频输送到亿万接收终端。不仅如此，算法对争议性内容的偏好，让一些博人眼球的解读更能引来评论区的激烈对撞，得到更多推送。流量倾斜下，相关的讨论更成了一匹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控制，演变为一种“万物皆是悼明之作”的玩“梗”，出现了“道明寺＝悼明事”“小红书是悼明之作”这样不着边际的联想，并在网络媒介上迅速复制与传播。其脑洞之大、花样之多，早已经超出《红楼梦》这一话题范畴，大概也远远超出了“红楼悼明说”铁杆支持者们的想象。
“嗜奇”与“求真”本可激发大众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进而转化为增强文化自信的积极动力。但若为追求猎奇效果而强行嫁接文本与历史，任由娱乐化态势蔓延，经典文学的固有价值必将随之消解。古典文学植根于自然之道、人文之道，承载着对人性、社会、宇宙的根本洞察，绝非单纯的史料载体或密码容器。《红楼梦》的核心是摅写“悲金悼玉”的人性悲剧，是对家族兴衰、礼教桎梏下个体命运的哀叹。索隐或可作为解读的辅翼，丰富文本意蕴，但若让其居于接受视野的主流，不仅会让一部经典沦为短期消费的文化工具，长此以往，我们对文学本质的感知能力亦将减退，甚至失去。
在此次围绕《红楼梦》的各类解读中，许多网友的观点、言论越出了合理的边界，出现了过度解读的趋向，不仅滥用了文学经典，也解构了严肃的历史。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载体，重构了文学经典解读的参与规则与扩散机制。在算法主导的信息茧房之中，持不同见解者之间隔阂重重，即便有专家学者出面对这些谬误作出澄清，也难以被部分网友接受。部分网友秉持“欲盖弥彰”的阴谋论思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立场，始终沉浸于自己观点的闭环之中，却没有充分估量理性失声所带来的代价。
从《红楼梦》再上溯千年，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的论述尤有余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些论述或可给“红迷”们带来启迪，亦能给围观者的燥热情绪“降降温”。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