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长篇大书，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说唱文艺。它以历史演义、民间传说、公案侠义故事为主要题材，通常采用通俗生动的民间语言和“说唱相间”的方式进行表演。长篇大书依托民间艺人世代相传的默记腹本或手抄底本，根据现场环境和听众反馈即兴表演，在口耳相传中融入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民间智慧。

我硕士阶段的专业是电影学，在接触民间长篇大书之前，我的主要兴趣是纪录片和纪实摄影。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为找不到好的创作题材和研究对象而苦恼。2012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关注到河南宝丰县的马街书会，这是一个民间说书人自发组合的行业交流交易集会。我搜集了关于马街书会的相关信息，了解到这是一个一年一度的民俗奇观，会期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据说届时有成千上万的说书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马街这个伏牛山下的小村里，场面非常壮观。这些信息让我非常兴奋，决意要去一探究竟。春节一过，我就迫不及待地筹划起了行程。当然，那时候我的身份还是一个有电影专业背景的记录者，属于典型的“视觉动物”，内心期待的都是能够让人拍案的视觉奇观，对于后来吸引我的民间说书，当时的我还一无所知。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偶然的行动，竟成为我研究方向的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我的研究重心从时髦现代的视觉艺术转向了冷门的民间说唱艺术。

那是我第一次踏上马街的土地，冬日的寒风里，那片开阔的麦田给我的冲击至今让我难忘。弯弯曲曲的应河迤逦而过，河岸边的麦田里散发着清冷的气息。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精致的布景，说书艺人们三个一团、五个一伙，就着麦田的地势，摆开架势说书亮艺。一时间，三弦、坠胡、大鼓的声响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交响曲，绵延数里不绝。放眼望去，各色旗帜随风招展，竖在农具上的扩音喇叭随处可见。艺人的身影错落分布，有白发老者端坐马扎，闭目弹弦，述说征伐别国的历史传奇；有中年艺人跺脚挥扇，将公案故事说得悬念迭起，引得围观百姓的阵阵掌声。

那次马街之行，我的确拍摄到不少自认为还不错的影像作品。返回之后的很多天，书会场上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沉婉转的乡音一直在我的耳畔回响，民间艺人鲜活生动的表演引起了我的深思。此后每年过了春节，我都会如期到马街采风。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民间长篇大书具备口头文献的特质，有着区别于纸质文献的独特生命力。这些脚本绝非一成不变的“死文本”，而是在世代传承中不断生长的“活文献”。河南坠子艺人张梁焱告诉我，她演唱的《大红袍》既延续了祖辈传下来的“海瑞赶考途中救美——与严嵩结怨遭其陷害——扳倒严嵩沉冤得雪”的主线，又在细节处不断更新迭代。比如，在讲到海瑞为张宝垫银解围的情节时，艺人会加入明清时期河南当地的集市贸易场景；说到严二抢亲的桥段，会穿插民间流传的歇后语和俗语；就连海瑞断案的细节，也会根据听众的反应，或增或减关于民俗礼仪的描述。这种“核心程式不变，细节即兴生发”的传承方式，让长篇大书既能保留文化基因，又能紧贴时代脉搏，成为记录基层社会变迁的“活化石”。

在调查民间长篇大书的过程中，很多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2022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跟随吴文科先生攻读曲艺史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此正式踏上了系统研究曲艺的学术之路。博士学习期间，我一边跟随导师学习曲艺基本理论，一边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年采集到的长篇大书。从昔日的视觉记录者，到如今的专业研究者，身份的转变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口头文献不仅是文艺作品，更是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其口头文献价值远不止于文学叙事。

礼失而求诸野。这座口头文献宝库中，蕴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首先，曲本中保留了大量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的方言俗语，是语言研究的珍贵文献来源。那些在现代汉语中难觅踪迹的词汇、句式，在艺人的口耳相传中得以完整留存，为方言演变、语言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其次，长篇大书中对所在地区历史上的民风民俗、生活细节的细致描摹，恰好能补正史之阙。长篇大书里不仅有帝王将相的征伐叙事，也有一般民众的生活图景，如河南坠子《大红袍》中对明清宛平县衙运作的细致刻画、对北方民间婚丧嫁娶的生动记录，以及对春种秋收、市集贸易、五行八作的真实还原，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鲜活的“民间中国”。最后，说书人的表演方式、表演技巧都天然带有丰富历史信息。譬如皖北大鼓艺人吕连良模仿的明清市井“吆喝声”就极具历史文献价值，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吸引听众的话术，或为宋元时期“叫果子”等勾栏技艺的遗存，可为曲艺、戏曲的起源与演变研究提供重要参照。可以说，民间长篇大书是中国的“民间二十四史”，也是世道人心的万花筒。

由于说书艺术的式微，口传心授的民间说书随着老艺人的离去，正面临失传的风险，因此抢救整理优秀曲本迫在眉睫。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走遍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民间书会和乡村书场，陆续搜集整理了《大宋金鸠记》《回龙传》《大明英烈传》《大红袍》《阴阳配》《罗成算卦》等多部珍稀曲本，累计110多万字。仅《大红袍》一部大书就涵盖了河南坠子的东路、西路、北路以及皖北大鼓、南阳鼓儿哼、豫东大铙等多个曲种、流派的不同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带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和艺人风格特质。

在马街书会的走访中，我发现年轻艺人越来越少，许多老艺人年事已高，却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更令人惋惜的是，许多艺人的“腹本”——那些未被记录、仅靠记忆传承的曲本，正随着老艺人的离世而永久消失。抢救这些口头文献，不仅是保护一种文艺形式，更是守护一段段鲜活的民间历史。

如今，每年的正月十三，我依然会如期前往马街。站在麦田里，看着艺人弦歌不辍，听众聚精会神，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民间长篇大书作为口头文献，不仅是过去的遗产，更是当下的资源。它承载着民众的集体记忆，传递着民间的生存智慧，是哺育未来文化的沃土。这一别有洞天的宝库，需要我们以敬畏之心去探索和开发，让这些流淌在口头的文献，跨越时空，滋养后人。这座口头文献的宝库，应如同马街的麦田，年复一年，孕育文化的新芽，在华夏大地上绽放出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黄河中下游民间书会调查研究”（项目21YJCH074）调查随笔，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