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迅猛推进带来经济的腾飞和更多选择的自由，但告别旧的樊篱，工具理性价值观、技术崇拜、日益细化的专业分工和考核制度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近期，《西湖》《万松浦》《百花洲》《芒种》《民族文学》等刊物中的不少作品，将笔触对准了现代人在职场和亲密关系中遭遇的新问题。
许多文学作品对现代职场对人的尊严与主体性的异化多有揭示和反思。黑铁的《咖啡》（《西湖》2025年第9期）中的文员马林在得知公司被合并、自己所在部门被撤后，深陷失业恐惧。他如惊弓之鸟般用咖啡讨好新同事，像契诃夫笔下的切尔维亚科夫一样陷入精神内耗，小心翼翼地揣度上司的眼神、动作、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在咖啡的刺激下，他的睡眠昼夜失调，惶惶不可终日。作家有意隐去姓名，用摩卡、拿铁、冰美式、爱尔兰等咖啡作为这些公司职员的代称，既写出了现代都市中人际关系的疏离和陌生感，也指向了工作对主体性的侵蚀。小说中公司职员的自由意志和个性，体现在对“续命”饮品咖啡的选择上，长期的文职工作让马林下意识地只会用工作思维来思考，“不许在办公室摆放私人物品”的规定成为主体性被压抑的另一隐喻。小说结尾，当马林得知自己搞错公司地址的真相后，荒诞和虚无感瞬间将其淹没。如果说马林的觉醒太过后知后觉，杨涛的《应聘》（《西湖》2025年第9期）中的冯斌则对自己疲于奔命的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可悲之处在于，即便再如何清醒、如何想按下暂停键，他却仍不得不卷入忙碌倦怠而无意义的漩涡里。冯斌书桌上来不及撕掉塑封的海德格尔的书，正是现代人无法诗意栖居的隐喻。冯斌在充满变数、随时可能推倒重来的工作中，成为关系户应聘的“底层资源”和工具，这暴露出一些现代人劳动价值和意义感的缺失，也进一步带来了存在的虚无感和深层焦虑。张翎的《给袁陀螺开车》（《百花洲》2025年第5期）中的三水因“嘴严”而成为校长的专职司机。小说借三水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身居高位的大学校长袁致信“像陀螺一般片刻不停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袁陀螺的精力被大量消耗在暗潮涌动的权力斗争、大大小小的会议、下属纠纷等事务中，工作的崇高感和价值感被琐碎消解。尽管袁陀螺与司机三水有上下级的分野，但工作中谨小慎微、极其紧绷的精神状态却如出一辙。一条朋友圈引发的风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现代严密的科层制中，不论分工如何，失去“位置”的焦虑和恐惧始终支配着每个人。尹学芸的《那年的事》（《万松浦》2025年第5期）为我们呈现了主人公工作的意义如何被权力和媒体介入与重构。狱警原小青因被人抢功而对立功有了执念，女囚郝建芬成为她立功的突破口。郝建芬绝非恶人，却因厄运的捉弄，赔上自己和父辈的全部身家，最终沦为杀人犯。原小青虽立功心切，但起初主动帮助郝建芬只是出于恻隐之心。悲悯让原小青自掏腰包为郝建芬看病，在郝建芬被判死刑后还答应为其寻找亲生父母。狱警与犯人建立起超越工作关系的姐妹情谊。郝建芬的时间所剩无多，为其寻亲似乎是一件无甚意义的事，但原小青找到郝建芬的亲生父母后，他们早早赶到青年广场的公审大会，大会却因突降大雨而临时取消，郝建芬的行刑时间被提前，终究未能与亲生父母相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原小青的付出或许没什么意义，但超越功利的人性温情在“无意义”中满溢而出。身处不同囚笼和创伤中的原小青与郝建芬都得到了心灵的疗救，“无意义”的善举成就了最大的意义。当原小青的善举被单位和媒体发掘并赋予明确的“意义”后，工作的意义感反倒被稀释了。在荣誉的加持下，她俨然成为犯罪心理专家，游走于各类讲座中，分享修复犯人心理的独到经验，但却“几乎不再接触犯人”，虚无感和负罪感最终将其推向绝境。此外，张沅的《植物管理员》（《民族文学》2025年第10期）、胡淳子的《翻山》（《百花洲》2025年第5期）、王晏南的《看山不是山》（《芒种》2025年第10期）等作品均刻画了当代年轻人在水泥丛林和玻璃幕墙中的彷徨、无奈与焦灼的心态。
除了聚焦职场外，当下爱情婚姻等亲密关系的新变也引起了作家的思考。熊正良的《擦肩而过》（《百花洲》2025年第5期），采用现实和回忆交织的双线叙事，丸子在现实中失败的婚姻与回忆里“擦肩而过”的深刻感情形成鲜明对比。当本该坚固长久的亲密关系变得脆弱而易散，丸子只能将情感寄托在偶然交汇的爱的闪电里，深刻揭示出由高流动性带来的现代人的情感困境。洪放的《人鱼》（《百花洲》2025年第5期）从女性立场出发，打破了读者对俗套情节的阅读期待，当唐小念和王冉装扮为人鱼进行表演时，境遇相似的两个女性惺惺相惜，觉醒、理解和相互救赎取代了粗暴的道德审判和轻率的复仇。对于唐小念来说，真正需要被关注和保卫的是自我，而非婚姻本身。包光寒的《随风而去》（《百花洲》2025年第5期）采用“元小说”的写法，将主人公光寒因婚外情带来的焦灼心理投射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写下充满压抑感且热烈厚重的古典式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光寒与年轻女孩N的婚外情却分外轻飘随意。“爱”指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感受，道德和责任都被过滤剥离，随风而去。陈方也的《逃·Run》（《西湖》2025年第9期）借三个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出走故事，书写“当代娜拉”如何自觉、坚毅、清醒地出走，以独立的姿态对抗并疗愈原生家庭、职场、爱情和婚姻中的创痛。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这些“当代娜拉”无需忧虑“走后怎样”的难题，爱情和婚姻也不再成为必选项。与百年前“娜拉”具象而根底虚弱的出走相比，“当代娜拉”的出走更清晰地指向了对个人主体性的维护和坚守，这种姿态也映射了当下极为普遍的时代情绪。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我们或许无法像王族的《一只疯了的狼》（《民族文学》2025年第9期）那样逸出规范之外而获得自由，但阿传一家安稳踏实的烟火日常（林为攀《洗朝》，《万松浦》2025年第5期），与童年、自然、本真、理想或浪漫的重新连接（张沅《植物管理员》，《民族文学》2025年第10期）等，都在提醒我们从单向度的生活中抽身而出，重返丰饶的自我。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