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化年（2024-2025）以“中俄文学周”的一系列活动盛大落幕，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恰当的俄语词——апофеоз，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原意是宗教封圣仪式，后引申为对某一事件的讴歌和颂扬、某一事件的终极表现、某一群体性场面（如戏剧演出）的壮丽尾声。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俄罗斯文学研究分会有幸成为这一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助力者，我作为会长，与有荣焉。从2025年9月份开始，我们与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联合启动了以推广和普及俄罗斯文学为宗旨的“俄苏文学书友会”项目，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其中包括遴选并发布100部“俄苏文学推荐书目”，遴选最值得翻译的30部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当代俄罗斯文学征文大赛，俄苏文学青年学者研修班，俄苏文学青年读书会，“俄罗斯文学漫谈”公开课，中俄文学周、中俄作家论坛等。这些活动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奏响了序曲。
2025年11月28日，我应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邀请，主持了在“中俄文学周”期间中俄作家对话会中的一场。我这场的题目是“文学经典对当代读者的影响力”，参与对话的中方作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诗人西川和文评家兼作家张柠。来自俄方的两位嘉宾则是俄罗斯作协理事会理事弗拉基斯拉夫·阿尔焦莫夫和国立俄罗斯文学史博物馆馆长德米特里·巴克。四位嘉宾从文学经典对各自成长和创作的影响谈起，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在当今短视频和碎片化阅读风行的时代，文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为青年读者提供了重新阅读和理解文学经典的方法，也表达了对文学创作和阅读面临人工智能冲击的担忧。面对经典的当代意义，俄罗斯作家更多从民族历史与精神传统的连续性出发，强调文学对历史经验、社会责任和道德判断的承担；中国作家则更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关注文学如何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与读者重新建立联系。这场对话尽管没有预设统一的结论，但在大家的讨论中却逐渐显现出一个共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文学经典都不只是躺在文学史中的既定结论，而是一种仍在持续发生作用的精神经验。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曾经给出过多少答案，而在于它们能够不断向新的读者提出问题，并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产生新的意义。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它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展开自己，所以与时代和读者的对话至关重要。这引发了我对俄罗斯文学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俄罗斯文学？今天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读者应当如何更深入、更开放、更多元地理解这一文学传统？今天的中国文学如何与俄罗斯文学展开深入的交流与对话？
俄罗斯文学在当代中国：
一种持续生长的精神资源
俄罗斯文学自19世纪末进入中国以来，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且成为整个民族精神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延续至今，时间跨越百年，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话题。比如五四时期鲁迅所说的俄苏文学是“给起义了的奴隶偷运的军火”，左翼文学也是苏联文学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基本是靠俄苏文学滋养的，尤其是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处处看得见俄苏文学的烙印。王蒙在《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谈谈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与其说是作者一定收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
俄苏文学的这种强大的影响力，首先离不开“文化的驿马”（普希金语，意指翻译）之功劳。自20世纪初，俄苏文学大量进入中国，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被持续翻译、出版和阅读。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四十年，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出现井喷式增长。其次，俄苏文学之所以对中国读者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在文化、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方面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俄苏文学最打动我们的，是它鲜明的理想主义立场，深切的社会政治观照，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尖锐的社会批判立场，以及对公平、正义与人的尊严的不懈追问。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40余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之后，已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下时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尽管物质生活富足了，但精神生活有待丰盛；虽然国家强盛了，但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但是人们却感觉生活得更加焦虑，更加身不由己，面对充满挑战的不确定的未来，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理想、意义、信心以及稳定的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现实关怀以及对存在永恒意义的追寻，毫无疑问，仍然能够为当代中国读者提供重要的精神参照。
如何理解俄罗斯文学：
超越单一视角的必要性
在肯定俄罗斯文学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有必要反思我们长期以来理解它的方式。纵观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对其思想性与社会意义接受得多，而对其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关注得少；我们对俄苏学者的理论接受得多，而对世界斯拉夫学者的研究关注得少；我们模仿借鉴得多，而批判性研究得少。这种理解方式并非错误，但显然并不完整。
事实上，俄罗斯文学同样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审美系统。托尔斯泰在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上的革新，使长篇小说成为理解社会整体的重要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复调小说中对心理深度和道德冲突的探索，开拓了现代文学对“人”的理解边界；契诃夫对日常生活中微妙情感与精神状态的捕捉，则展示了克制而深刻的艺术力量。这些成就，使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俄罗斯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世界充满纷争与误解的今天，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强调。它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道德困境和精神冲突，培养读者理解矛盾、容纳差异、体察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价值多元、意见分化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上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理解，是以学生仰视的心态进行的。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这句话奠定了中国学人理解俄国文学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和解读都将俄苏学者的观点视作最佳标准，在中国研究者之间就某个观点产生争执时，往往一句“苏联专家都是这么说的”就可以平息争论。如今随着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者视野以及心态的变化，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平等客观的心态、以多样多元的视角来观照俄苏文学。这首先需要把俄苏文学放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对其进行观照，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的视角去审视俄苏文学。这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目前的研究，要么用俄罗斯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去解读，要么用欧美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唯独缺少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和视角。要知道，如果我们想在世界俄苏文学研究的舞台上说出自己的话，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那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事实上，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有着非常独特的世界观照和艺术观照，它与西方建立在逻辑与分析基础上的体系性文艺理论不同，更多地诉诸于灵感、体悟、直觉，而非分析。这样一种诗性思维更适合对文学作品（往往是诉诸情感的）的解读。所以今天我们阅读和理解俄苏文学，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视角。
从学习到对话：
中俄文学关系的新阶段
回顾中俄文学交流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其结构性的变化。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我曾作为随团翻译，陪同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五个城市——北京、上海、哈尔滨、杭州、南京。在每个城市与当地作协的座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个中国作家在面对俄罗斯作家的时候，都能如数家珍地谈起俄苏文学对自身创作的深刻影响，而俄罗斯作家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略带尴尬地表示，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这种不对称，反映了当时中俄文学交流的现实结构：俄苏文学是重要参照，而中国文学尚未充分进入俄罗斯读者的视野。
近二十年来，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文学整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并在俄罗斯出版和阅读。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冯骥才、刘震云、刘慈欣等数十位当代作家的作品，逐渐获得俄罗斯读者的关注，并开始参与到俄罗斯文学界的讨论之中。这一变化，意味着中俄文学关系正在从单向学习走向更为深入的对话。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最近二三十年，中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在频繁地互访，两国文学界的联系不断深入。据俄罗斯作协前外联部主任奥列格·巴维金的统计，从2006年到2012年间，他接待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有三十多个，总计150余人。而到访中国的俄罗斯作家数量也在与年俱增，尤其每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展，俄罗斯都会派强大的作家代表团来参加。我们首都师范大学每年都会接待来参加书展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并因此创办了北京普希金节。其他高校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都与俄罗斯作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连续举办了五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我想，这样的深度交流和对话，对促进双方文学发展，推动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都大有裨益。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文学积极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国文学的经验，与世界文学形成了一种平等对话的积极态势，在面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时候，中国的作家们一方面继续深入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也摆脱了之前的学徒心态，能够在世界文学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能够站在中国文学传统的立场上与俄罗斯文学进行对话，从而奠定了新时期中俄文学交流的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话
当我回望中俄文学周及其相关活动时，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象征。在中俄文化交流年的背景下，中俄作家与学者站在同一舞台上，不再只是彼此致意，而是开始围绕文学、历史与现实展开更为深入的交流。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文学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缓慢而深刻的理解方式。俄罗斯文学曾深刻影响中国，而在今天，它仍然值得被认真阅读、深入研究，并展开更深入的对话。
因此，当我们今天再次追问“我们为何还要阅读俄罗斯文学”时，答案并不在于重复过去的崇敬，而在于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这一文学传统展开持续、深入而理性的对话。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