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清长篇小说《物换星移》所描绘的宏大宇宙有七个相距遥远的星系，多达三万颗星球，它们的风貌或雄浑或缥缈，相互之间以时空感融科技阡陌交通。在无法预知的风险中，一群特殊的生命带着守护星界和平的伟大任务穿梭于数亿光年的宇宙瀚海。从跨越星系的权力争夺，到扑朔迷离的战争武器，再到普通星民的喜怒哀乐，这是一部包罗了技术发展、生存反思和文明审视的作品。
宇宙江湖的侠义叙事
同许多科幻小说一样，《物换星移》也把想象放置于寥廓的太空，探讨科技发展与生命存在的未来。在对宇宙级别战争的想象中，防不胜防的蜉蝣计划、插翅难逃的追光打击，还有碾压万物的星空茧房，将在文学史上留下震撼人心的战争场景。如果说刘慈欣《三体》基于宇宙社会学和未来史学而参透了星球竞争的原理，那么《物换星移》就为宏大的战争提出了相应的执行方案，基于生存目的的文明争夺，总是少不了排兵布阵、兵不厌诈或者田忌赛马。
在严酷的高压之下，异能者的存在带来一股温暖清新的风。所谓异能者，即具有超强机能的生命，异能人士组成了幽草落、仙菌落等七个部落，散落于七大星系，如红尘星界的地球就有飞花落，其组织坐落在长安。每个部落都派有特别代表组成七界联境，驻扎于紫陌星界，由科诗世界进行管理。这可类比于江湖侠客们聚集形成的武学流派，和“侠之大者”以武犯禁、为国为民的选择一样，异能者以保护普通星民为使命，不为哪一方服务。因此，他们抗拒被称作“署”而坚持使用部落的“落”字。这不难令中国读者察觉出其中那个熟悉的设定——一个侠义道德的世界正浮现于群雄争霸的宇宙帷幕之前。
宇宙版江湖里的七大门派，他们的组织形态、价值准则、内部关系，都深深烙着中国传统江湖文化的印记。联境虽受到科诗世界的管理和各种宇宙公约框架的约束，但真正激荡在成员们心中的还是道义。这就是为何书中对于这些异能者的指称为“士”，他们虽是碳基生物，却是孕育于宇宙伟力的智慧生命，因此以“士”称呼不仅是在说他们对宇宙和平的守卫之姿，更直指成员们的共同信仰。更迭的权杖不会牵引他们的目光，其“侠义”早已超越地域、种族，指向对所有生命的关怀。
风雪连天射白鹿，幻影七色行侠客。当出生于地球的异能者沄滟目睹了旱海星球的星民将形似地球人的动物“泥泥”视为毫无尊严的玩物，她毅然决然地拔刀相助，虽险些暴露身份破坏任务，但这是少年英雄滚烫热血里的义气冲动。在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执行隐秘的任务之间，血肉之躯的英雄必然遭遇良知对理性的拉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七界联境的异能者们要在自己所应当肩负的责任面前，反复衡量自己应为、能为及不可为，并最终确定侠客团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内涵。
生命本体视野下的科技反思
在瞬息万变的情形下，朱宇清为何将寻求生命尊严的目光投射在这样一群宇宙异客身上？从远古走来的人类，曾将许多事物视为对自身的威胁，从《弗兰肯斯坦》开始，人造物带来的惘惘的焦虑已矗立于未来，与人类遥遥相望。“赛博格”想象在20世纪60年代太空探索的狂飙情绪下盎然挺立，似乎宣告了人机共生的美好前景，人能够依靠理性带来的科技力量。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纪元悄然来临，但在进化链条上，对于智慧生命的命名已经进无可进，人们反而在迟疑中表达着自己的欢欣和恐惧。《物换星移》在这个时代再提此事，恰是对当下后人类困境的回应。
小说中最先登场的超级武器是超子场感应枪，它能够在弹指之间攻击集群目标，且因基于粒子超弦理论研造，也叫“超弦琴”，但超子场感应武器的天敌竟是只会对其刀砍斧凿的普通碳基生物。在科技发展到极致的时刻，超级武器竟然对自身最基本的功能进行了阉割，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正如《沙丘》的“屏蔽场”设定使得高速武器失灵，竟伤不到对方纤毫，反而是近战冷兵器才能缓慢穿透屏蔽场一招制胜。因此，最传统的江湖流派却在技术登峰造极的时代应运而生，这种想象可能是对智慧生命身体机能将在科技辅助之下不断自行退化的一种理性预估——也许只是作者的一时幽默，却深具辩证色彩。
生命当然期待修复或者变强，但被金属、硅胶、电子合成出的肌肉行为与神经反应，还属于生命面对外界的自然回响吗？特修斯之船的哲学命题追问的就是生命意识的同一性。生命与非生命的临界点在哪里，改造后的智慧生命在多大意义上还是原来的那个生命？
已经在执行任务中死过一次的空流，他困惑于“我”到底是什么，虽然被复活后的身体没有任何差异，但试想，当肉身被撕成碎片碾为齑粉之后，他的感情和记忆就无根地漂浮在暗黑星空吗？置换之后的身体还能解释他的喜怒哀乐吗？《哪吒2》中太乙真人用藕节重新锻造哪吒，哪吒归来仍然记得恩情和仇恨，睁开眼之后没有片刻陷入迷茫。而空流却被久久地与真相隔离。连“活着”的定义都被科技权力重构，在生和死之间横亘着科技的霸权工具，个体如何锚定自身存在的意义？
西方科幻对生命意识的探讨，常陷入存在主义的焦虑。从《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到《神经漫游者》，无不是在追问人的灵魂究竟寓于何处。“缸中之脑”的假设更是剑指头脑意识之人为构建的可能，其核心矛盾是个体在科技异化中对于存在合法性的强烈焦灼。因此，“身份政治”的窠臼必将牢牢捕获每一颗心灵。在经久不衰的漫威系列作品变种人故事里，他们的行为往往遵循了融合与对抗的二元对立模式，这是因为存在的本身需要某种固定的身份认同。《物换星移》的异能者们虽也经历“我是谁”的困惑，但拨开自己是特殊的合成生命、第三物种这个惊天疑云后，他们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回荡千年的“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在伟大的使命面前寻到了答案。
文化自觉的中国科幻样本
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科幻文学，自晚清以降，就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科幻作者将许多培育于其他文明土壤的未来意象移栽到我们的土地上。但随着中国这艘大船在百年变局中驶向现代，开眼看世界之后，也学会了反观己身，欣赏自己的文化风景。近年来，一些似乎不那么“像”科幻的科幻作品冒出头来，《物换星移》就是其中一份科幻样本。
中国科幻在20世纪现代化的主潮中念兹在兹于器物的追赶，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物换星移》等的探索，不仅在于其宇宙尺度的政治博弈与科技想象，更在于它用中国哲学的智慧、传统文化的语码，拓宽了一条广阔的新路。由文明反思的观念牵引着，《物换星移》开拓了以中国文化景观和中国哲学智慧为经纬编织而成的太空歌剧形式，其中有硬核的技术，比如蜉蝣病毒、追光打击、乌云计划，又有欲言又止的眷恋与含蓄隽永的爱意。被如此高山流水的潜静气息洗濯磨淬后，这部中国式科幻小说的叙事才能最终落脚于中华文明。
七界联境的异能者们，他们的名字绝非随意的代号、编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浓缩。“空流”“尘浪”“红尘外”，皆是从古典意象里生长出来的枝叶，虽然他们并非地球人类，更不是中国人，但作者将我们文化中最空灵的诗性赋予了他们，比如空流的名字对应“击空明兮溯流光”，这缀丝成片的文化符码构建了一个反科技异化的意义系统。异能者们的名姓，以景致在心上投射的情绪得来，“景情论”继承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美学传统。这不单是凸显了剑客的潇洒、文人的诗意，更有一种面对生命特有的庄重。
中国古典文化是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这套既有星辰级别的宏大、又有人间味道的踏实，双向生长出的价值理念和美学形态。这就是为何空流等人放弃自己至上英雄的荣耀身份，却以最平凡质朴的理由去面对夸克圣祖。首座微禾在为和平牺牲之前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挚爱：即便是被当作一颗弃子也无怨无悔，为了和平，“我何其有幸！”棋子如何，弃子又怎样？异能侠士始终将答案锚定在实践而非思辨中——他们认同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做什么”。
为了赎罪，空流带领金杖星球迁徙至遥远的未知暗域，这颗孤星必须为重生机会付出孤悬的代价。但只有自外于纷争的权力逐鹿，甘于寂寞，生命才能向内探求，寻找自己真正的意义。一切的争斗、愤恨和不舍都将被彻底放下。空流如何为这前途叵测的星球找到死生间的平衡尚未可知，他们求“道”的路还很遥远。“虚空计划”探讨的不仅是物种竞争，更是文明存续的伦理困境，二者累加才是完整的“物竞天择”。物种变换、星系腾挪，《物换星移》暗喻更迭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尝试着对文明存续进行更为壮丽的宏大思辨。
一树繁花、鸿影波心。《物换星移》不仅有科幻满天星辰的浪漫，更凸显了中国智慧在宇宙尺度上的生命力。当侠士在星际大战中遵行江湖道义，当机械文明孕育出诗翁谪仙，当非物质场被装进紫金红葫芦，跨文明的叙事实验正在为中国科幻徐徐展开古老又新鲜的各种可能。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物语皆哲语。反身求己的文化自觉，或许正是中国科幻突破文化壁垒、建立话语体系的关键，也是真正融入世界科幻的转捩。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