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雷

进入数智时代以来，媒介赋权使得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日益频繁快捷，读者在填补文本空白、解读文本意义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中的能动作用显著增强，二者之间的传统界限渐趋模糊，甚至衍生出“写读者”“用户生产者”等新型身份概念。文学场域行动主体的这一结构性变迁，亟待理论的创新，以突破长期以来仅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学接受的深化与延伸，而鲜少赋予其与创作同等地位的固化认知，从而对文学接受、消费与批评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性功能予以充分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姚文放教授新著《从“艺术生产”理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该著作由姚教授2023年底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批评研究”的优秀结项成果修订而成。全书除引言外，共分三编，约46万字。全书逻辑严密，论述深入，内容丰富，既有对文学批评的生产性问题的学理回应，亦包括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性建构，可谓是一部扎实厚重、体大思精的学术力作。

无疑，该著作最富创见且最具价值之处便在于明确提出了“生产性文学批评”这一新型理论范式，并就该范式的学理源流、思想背景、发展历程、理论内涵及基本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展开系统严密的分析论证，初步建构了一套关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体系。“生产性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并非姚教授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基于其对马克思经典理论文本的细读分析和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他发现，尽管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并未涉及文艺批评的问题，但其文学批评实践却表现出强大的生产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他认为，这一悖论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便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建构预留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也促使他逐步完成了由文学批评的生产性到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再到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观念深化与理论跃升。可以说，全书关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体系建构，是以“艺术生产论”作为逻辑支点，这使得其体系在建构伊始便具备了坚实稳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体系建构尝试，首先将文学批评视为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生产性活动，强调批评在促进文本作品的内容阐释、意义呈现与价值增殖等方面的强大生产性，这不仅完全颠覆了关于文学批评的传统理解，进而激发对批评与创作之间关系的重新思索，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既有认知，促使我们以生产性问题切入对20世纪文学批评历史的审视、叙述与书写。

众所周知，包括韦勒克在内的众多文艺理论家之所以将20世纪称为“批评的时代”，就在于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中批评的意识逐渐自觉和强化，批评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随之涌现出诸多新型的文艺批评方法和思潮。姚教授在著作中不乏对20世纪文学批评历程的梳理和介绍，但他无意另外书写一部翔实系统的文学批评断代史，而是试图以“生产性文学批评”来统摄和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批评史，并将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概括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经典文学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再到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由此，便为回望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置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为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以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作为核心理念重构了20世纪文学批评史。

他对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重构，不仅清晰地呈现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学理源流与脉络谱系，而且精准地揭示出精神分析学、现象学、阐释学及解构主义等理论与生产性文学批评之间的内在隐秘关联，而这在以往的文学批评史叙述与书写中可能是被忽视或遮蔽的。同时，在对与之相关的各色理论加以分析阐明的过程中，作为一种20世纪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独特理论品格与价值理念也得以逐步“显影”和清晰化，即超越以往批评理论仅关注文艺审美特质、社会价值或政治意识形态等某个单一层面而无法兼顾其他的局限，意在关注和发掘文学的丰富意义与多重功能。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富有开放性、增值性和建构性的批评理论。

需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框架，皆是从特定的观念、态度或立场出发对文学批评史的重新审视、整理与编织，其无法亦不可能对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点进行全景式、不分主次且面面俱到的呈现，其间必然伴随着对某些批评理论或方法的有意忽略与排除。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在该著作中技术决定论、读者中心论、文学生产理论、生产价值论、政治无意识等理论被视为生产性批评的代表模式，而诸如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同样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理论方法却不见踪影。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体系建构，不仅关涉20世纪文学批评的历史脉络，更直指文艺批评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向。姚教授在书中集中探讨了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学科性质、文本形态、阅读状况、话语秩序、解构策略及功能取向等一系列核心问题。这些探讨看似侧重于理论层面的辨析和阐发，实则是对当前文艺批评失序与失范的一种系统性回应。通过援引乔纳森·卡勒关于“理论”的论述，姚教授重申了批评的解释性与生产性特质，并敏锐地指出“远读”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细读”，成为文学批评阅读的重要趋势。同时，他强调批评应积极介入并回应当下的社会文化现实。这些论述均彰显出其对文艺批评现实问题的深度关切，对进一步厘清当代文艺批评的性质、方法与功能取向，以及推动批评价值标准的规范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姚教授总结指出20世纪以来生产性文学批评呈现出独立性、社会性、现时性、建构性和开放性等理论特征。作为一种批评范式，它并非封闭的系统，而是不断地趋于成熟和完善，在将来的文学批评场域中势必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联系当下读者、批评家愈加深入地参与文艺再生产的事实，他的这一判断，无疑合乎未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面对“生产性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其文本形态属于文本性还是互文性”这类对立二分的命题时，姚教授并未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一种“执两用中，适度偏重”的辩证思维。该方法强调在兼顾对立双方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偏离与合理的倾向性，旨在构建一种福柯所谓的“稳定的不对称、适当的不平等”之理论态势。这一思路既避免了陷入绝对主义的偏执，也超越了机械的折中或无原则的调和，从而巧妙化解了生产性文学批评在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理论难题。应该说，此种思想方法，无论是对于复杂理论问题的处理抑或是建构某种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自媒体时代‘学院批评’的话语困境与转型策略研究”（21BA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