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观的话题很有意义。它试图通过更阔大的观察视野，摆脱传统文学概念的局限性。近期读到中国作协创研部署名文章《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大文学观属于文学社会学话题，其主要目的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试图进一步扩大文学的社会效应，摆脱传统的小圈子、小空间、短效应的迷途，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进入一个更大的范畴。我觉得这个思路好，而且它似乎还隐含着一个潜台词：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问题，它必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息息相关。
最近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学的境遇问题上，每次出去参加学术会议，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话题。机器革命解放了人的体力，人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智力活动。人工智能革命解放了人的智力，一般性智力工作AI都能够胜任，甚至有出现“智力爆炸”的可能。在此前提下，人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如何更好地与AI相处，成为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我抑制自己以往对人工智能的抵触情绪，开始尝试使用各类AI软件。我发现AI真的很厉害。它的记忆能力、资讯占有能力、整理归纳能力、重新排列组合材料的能力、发现新规律的能力，特别是它兼具演绎、归纳、（准）溯因等多种综合推理能力，再加上它的速度和广度，可以将人类大脑的很多智力功能替代掉。就人工智能目前的进化程度和发展趋势而言，在一些标准化智力任务上，那些智力功能开发得不够充分的大脑，相比智能机器不再表现出优势。AI不但可以写应用文，做文献综述，还有文本细读功夫和初步的形式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它可以写文艺评论，能力超过很多大脑昏聩、满嘴乱喷的评论家。人工智能甚至还可以创作以假乱真的“文学作品”。
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加速度地模仿人脑的工作，但它不是人脑，只是人脑的外挂件。人工智能可以写作，但还达不到真正的创作。它有可能发现某些规律，但不可能发现纯形式。它思维严谨，但它没有情感，没有爱恨、疼痛、疲倦。它的思维属于人工语言的“符号思维”，而不是自然语言的“语言思维”。它有高超的逻辑推论能力，但它没有经验，更不可能有审美体验。它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理性，但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虚无情绪，更没有信仰。人工智能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正是人脑高级功能和文艺创造特有的领地。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现，恰好在提醒我们，人的智力的极限在哪里，人脑之所以为人脑的本质在哪里，创造性思维的边界在哪里，语言创造的意义在哪里。所有这些，都与语言教育的高阶目标相关，也就是与语言创造性使用的艺术性相关。
我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大文学观及其相关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创造性本质更加得以凸显；高科技文明背景下的文学创造何为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在此前提下，大文学观必须摆脱传统狭义的“审美观”，将其语义的重心转移到“创造性”上来，这样才能摆脱“重复生产”或“异曲同工”的魔咒，由此而凸显语言（而不是符号）的尊严和人脑的尊严。语言的发生是精神的或灵魂的事业，而不是冰冷的机器符号随意组合。古人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可见，真正的诗歌语言的发生，是纵向的奔涌而出的，而不是横向的顺手牵羊的。因此，重新唤醒古老的艺术发生学理念，警惕机器符号任意组合的话语霸权，是人乃“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宇宙精华”（莎士比亚语）的人文主题的延续，也是激发新的文艺复兴的关键点。我视此为“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教育的核心目标：凸显母语的尊严和人脑的尊严！
人类轴心时代（先秦诸子、古希腊哲学家、阿拉伯先知、古印度佛陀）的思维中，包含着深刻而广阔的大文学观。但文明传播受制于两个原则：（1）“节约和高速”原则，（2）“深思和智慧”原则。或许因“物竞天择”的环境所致，“节约和高速”原则往往占据上风，与之相关的就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文学生产也因此分化为遵循“节约和高速”原则的“大众文学”，和遵循“深思和智慧”原则的“精英文学”。前者越来越商品化，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受众广泛；后者越来越专业化精英化，逐渐变得小圈子化。两者仿佛两个物种，各自圈地生长。其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高端奢求：雅俗共赏。能否消除两者之间的壁垒，这是对大文学观的一个大考验。我们再回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现场。实践证明，从满足“节约和高速”原则的角度看，人脑并不一定比人工智能更有优势。但从满足“深思和智慧”原则的角度看，这正是人脑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文艺创作除了主题阔大、受众量大之外，创作主体的思维和心灵也要阔大。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仅关心前途后路，还要上下游移；庄子化鲲为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两个大文豪都是既关注前后左右，又关注天上地下。孔子周游列国，用脚步表现心灵，“累累若丧家之狗”也在所不惜。陶公扎根乡土，锄地种菊，饮酒吟诗。李白和杜甫二人“分工明确”：一个“谪仙”，天人下凡，豪放飘逸，举杯邀月，叹蜀道通天之难；一个“诗圣”，立足大地，心在民间，沉郁顿挫，“三吏三别”吟疾苦，“茅屋秋风”叹寒士。鲁迅也是如此，在大地上彷徨呐喊，同时又“心事浩茫连广宇”。这是大文学观下的大思维，体现为横向的社会情怀、人间情怀，以及纵向的文学想象、审美创造。
最后我还要回到自己的本行即文学教育上来。如何将全新的大文学观引进文学教育之中，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题目。我想到以下几点：
一是激活创造性。如何保持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原本就是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机器智能无法替代的。如果不强调这种人脑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文学写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它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创意写作”教育的重心，不在于教人写一个像小说的东西，而是激活每个人大脑中原本就具有的创造性想象，以及如何通过独特的语言呈现出来。人文教育的核心，就是激活或者唤醒人脑原有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
二是警惕两种“假大”。让事物变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吹气变大。小时候在乡场上看杀年猪，杀猪者为了让猪变大而方便操作，就在猪腿上钻个洞，往它体内吹气，使之膨胀变大。另一种是加热变大。比如炸爆米花，一粒米通过加热膨胀变成一个大家伙。盲目吹气和人为加热式的变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假大空”和“高大全”，这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在大文学观的实践中，不必盲目吹气和加热，不必过分追求高速度。
三是警惕“数字乌托邦”，强化“数字人文观”，对人脑创造力保持坚定的信念。文艺创造是心灵的或灵魂的事业。心灵是自动的，机器是他动的。人脑和心灵是自动的，人工智能是他动的。凡是自动的都是有生命力的，凡是他动的都是速朽的。只有将这种创造的自动性与大文学观相关实践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之落到实处，才能保持母语和人脑的尊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