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方

1788年，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元剧《赵氏孤儿》被一位叫做瓦西里·涅恰耶夫的译者由法文翻译成俄语出版，自此，中国文学的第一部俄语译作落地彼得堡，开启了中俄文学之交的第一个篇章。将近一百年之后的1872年，《俄人寓言》在北京的《中西见闻录》杂志创刊号上面世。从这时起，中俄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学对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大规模译介俄国文学经典，将其视为启迪民智、探索现代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到今日刘慈欣的科幻巨著《三体》、余华的现实主义力作《兄弟》等在俄罗斯图书市场上广受欢迎，中俄文学交往的图景可谓气象万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学交往具有了更加常态化的趋势，对话的频率与深度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笔者就职于高校，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近几年有幸组织、参与多场中俄文学活动，得以近距离观察两国文坛互动，形成了某些或许主观但却直接的印象，可以做一点分享。

交流的立体多维 当前的中俄文学交流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相互的图书翻译出版，而是更加立体多维，形成了一些机制性的定期或不定期活动，为中俄文学友谊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的中俄文学交往可分为几个层面，最主要的是传统的、由两国的官方机构主导的一些活动，如前不久由中俄作协共同策划的“中俄文学周”（2025），已经持续举办多届的中俄青年作家论坛。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北京作家日等活动也常见俄罗斯汉学家的身影。在俄罗斯，翻译研究院发起的文学翻译家大会已经持续举办八届，两年一届，来自世界各国的俄语文学翻译家相聚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当代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共同探讨文学新动态和各自的翻译经验，而每一次，受邀参会的中国译者几乎都是各国译者中数量最多的。在非官方层面，每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举办的国际书展也为两国作家的相遇创造了机会，俄罗斯多家出版社与俄罗斯作家代表团一同来到中国，举办见面会、朗诵会、新书推荐会等类型丰富的活动，为俄罗斯作家和中国读者的近距离交流创造了良好机会。

高校成为交流的重要场域 近些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些高校成为中俄文学相遇的重要场域。高校里有懂得对方语言、研究对方文学的学者，这为高质量的文学交流提供了必要保证，而青年学生的加入，一方面为他们自己了解俄罗斯文学、增强学术能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中俄文学交流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的高校中，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包括讲座、诗会等在内的多种中俄文学活动，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近两年也连续组织举办了“中俄作家对谈”活动。该中心成立之初就将“中外作家对话”“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译丛”等作为机制化项目。2024年6月，我们在人大外国语学院带领俄语系师生一起迎接了沃多拉兹金、达舍夫斯卡娅、李洱、周敏等作家，并就“文学·时间·永恒”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谈；2025年6月18日，来人大进行交流的作家阵容更大了——欧阳江河、西川、刘庆邦、陈东捷、阿梅林、奥特罗申科、萨尔尼科夫、卡里莫娃，作家们交谈的主题是“当代中俄文学发展趋势”。而在中心策划的世界文学主题译丛中，我们纳入了瓦尔拉莫夫的《驱逐》、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夜晚时分》、什彼洛娃的《很快到莫斯科》等小说或小说集，这些作品将推出中文版。

中俄文学的相互影响成为显在现象 在这几次对谈中我们发现，中俄文学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了一个显在的现象。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对俄罗斯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我们大多扮演的是“学徒”的角色，一直以来，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和翻译的热情是较为高涨的，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并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学的建构。参与几次对谈的嘉宾也都提及了这一点。俄罗斯文学已经深深印刻在中国作家的记忆之中。对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强大影响，我们曾一度认为中俄之间的文学“贸易”存在着某种“逆差”，也就是说，较之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的厚爱，俄罗斯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是较为有限的，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普及程度远比不上中国古代哲学。但今天，我们发现情况似乎有所改变。这或许与俄罗斯读者对中国、中国文化和中文的兴趣逐渐增长有关，也与我们从多个层面积极推介中国文学作品“出海”有关，以2013年启动的“中俄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为例，这个项目近十年来集中推出上百部作品，而两国出版社也在持续关注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据统计，仅2024年一年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就已达到150多种，占近十年总和的三分之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评委、作家沃多拉兹金说：“中国早已开始出口一切能出口的东西，现在还出口了优秀的小说。”他认为获奖作品《兄弟》“非常精彩，它讲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故事，也和俄罗斯息息相关。小说中展现的所有苦难，不仅发生在中国，我们也同样经历过。我们真的很相似”。在今天的俄罗斯，随着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王安忆、毕飞宇、苏童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十分及时地呼应了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的愿望。有些俄罗斯作家来访中国后，开始更深入地思索中国以及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诗人马克西姆·阿梅林表示已经来过中国17次，2025年11月初，他刚刚获得“1573国际诗歌奖”。他对中国一往情深，最近正在进行一项大工程——编纂一部题为《俄语诗中的中国》的诗歌合集，把17世纪起至今写过中国的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汇编成集，以此绘制出一幅俄语诗歌中的“中国图景”。

对时下现象表现出共同的敏感 近几年，笔者参与中俄文学活动所获得的另一个印象是，中俄文学虽然远隔万里，发生在不同的空间，面对不同的现实，但作家们有很多共同的关切，在这几次对谈中，经典文学的当代解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表征、文学创作与青少年成长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俄文学对话主题的广度。同时，我们也发现，对于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些现象，中俄两国作家表现出了某种共同的敏感。2025年6月和11月的两次文学对谈上，作家们不约而同聊起了AI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文学创作主体性、语言个性、创造性、共情能力与AI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上，作家们“和而不同”。刘汀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生活问题，其次是文学问题”，它能够扩展人的认知和可能性的边界，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学的价值依然弥足珍贵，所有的人类叙事都会成为“元叙事”，也就是叙事的起点和基本语法。能否让AI和人类作家合作，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刘庆邦老师对此持否定态度，而俄罗斯作家奥特罗申科则介绍了他借助AI尝试恢复《死魂灵》第二部的有趣经验。他说AI创造了许多全新的东西，这些段落在果戈理的书信集或其他作品中都找不到，AI还重新构思了一些情节发展。但作家认为，人工智能虽然几乎无所不能，但它永远无法做到最重要的一点——产生创意。即使它现在能够完美地模仿一切，但仍缺乏整体认知，本质上它只是在利用人类既有的智慧成果。

康德曾论及艺术创作中的不涉利害性、不涉概念性等特质，指出天才作家的审美理念无法简化为有限的理性阐释，几乎所有中俄作家在这一点上都达成了共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学创作的角色与地位将保持不变，作家们感兴趣的是语言如何和历史事实以及此刻正在发生的当代性产生联系，是那些尚未被写就、被发现的未知之物如何刺激人类的创造性，AI永远无法产生创作冲动，正如欧阳江河所说：“AI无法形成创作主体。它没有生命，没有失眠症，不懂痛苦，不会有生理上的衰老与死亡过程——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创作特别重要的主体依赖的东西。”作家们一致认为，在思想的呈现与形成方面，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像AI那么迅速、那么广博，在一切都飞速向前的今天，很多深入的思考和诗意恰好是因为我们的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以及对未知世界保有的永恒兴趣。AI只是中俄作家诸多文学对谈话题中的一个，但它带有鲜活的气息和当下性，也恰好反映出作家们对于文学创作实质等问题的共同体认。

文学让人们相遇 百余年的中俄文学“对话”自其开启以来，既有书面的翻译，也有作家、翻译家和学者的直接交往，在移动通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创造了更为便捷的沟通渠道的当下，面对面的交流更能凸显出人与人交往的温度。希望中俄之间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对话和形式更为丰富、组织和参与群体更为多元的文学互动，真正地实现“文学外交”。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共通的语言，它为我们发现彼此、打开彼此，从而进一步了解自己创造契机。文学永远是最真诚的对话，它让不同的语言、情感和智慧相遇，虽然中俄文字中潜藏着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但文学对话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触达对方的内心，从而找到审美、情感和思想的共同符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