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集中阅读了20余篇广西的中短篇小说，涉及十多位作家，此时要对广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做出整体评述，是否显得过于贸然？好在笔者对广西小说创作并非初次接触，以往陆续读过不少作品，且印象颇深。此次集中阅读，正与往日积累的记忆相衔接、相呼应，渐渐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如此想来，偶作一次“冒失”的概括，或许也未尝不可。
当我试图勾勒这一整体印象时，首先便有意将其引向广西的独特性。我相信，地域性始终是区分不同地域文学最鲜明的标识。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地域文化元素，自然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几乎都与八桂大地紧密相连。广西独特的地域风情，为小说增添了鲜活而浓郁的色调。无论是红水河、北部湾，还是棕榈树、红树林，这些典型的广西风物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融入了情节的推进之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正经历剧烈变迁的广西城镇与乡村，聚焦于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下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例如翔虹的几篇小说，多取材于家乡的现实生活：《再生稻》讲述村民通过培育再生稻，将因过度采矿而污染的土地改造为良田；《鱼挪活》围绕生态环保前提下如何发展养殖产业展开叙事。这类关乎生态保护、精准扶贫的故事，带有强烈的“在场感”，将读者带入广西的土地肌理之中。王彤羽《醉坡浪》宛如一曲疍家文化的绵长吟唱，在咸水歌与“女人船”的意象间弥漫着广西沿海特有的热带气息。李约热《新酒》和《八度一家人》可视为他驻村八度屯的文学收获，对乡村酿酒过程充满仪式感的书写，仿佛从酒坛中浸润出浓酽的醉意。
在这些小说中，能够看到鲜明的广西地域文化元素，这当然印证了作者的广西身份，但地域性并非他们唯一的标识。不少作品并未凸显显著的广西特征，这恰恰说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地域性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正日趋淡化，作家们越来越关注具有全社会普遍意义的议题。因此，广西作家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普遍性，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也表明，地域性只是广西作家的一个立足点与出发点。他们扎根于八桂大地，却“心事浩茫连广宇”。作家凡一平便一直如此处理自身丰富的阅历与经验。他的《勒马山的清明》围绕桂北地区深厚的祖先崇拜传统，讲述樊家三代为一位无名乞丐扫墓的故事，生动诠释了重承诺、讲情义的民间道义。这一书写既承续古老民风，又蕴含对义与德的当代理解，传递出普遍的人性关怀。
陶丽群的三个中篇小说均聚焦广西边地普通人的生活，带有鲜明的广西地域色彩。作者通过刻画边地人物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深入探讨生命的意义、创伤的愈合与精神的归宿。如《万物慈悲》借助“我”的返乡经历，让内心积怨得以释然；《插秧季》在描绘几位乡村妇女艰辛劳作的字里行间，传递出深厚的人性关怀与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敬意；《净脸》通过一位年迈乡村净脸人的言行，叩问生命的尊严与超越恩怨的命题。锦璐的小说体现出一种“去地域性”的叙事倾向。她的关注点集中在深度开掘特定时代记忆与人物内心世界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现象。她擅长将故事置于不同的地域空间，如《复调喀秋莎》中的KTV包间，《毛访厂在西北偏北》的西北小城。其独特之处在于，能精准捕捉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并赋予其普遍性意义。小昌在《山东燕》中对身份与血缘的追问，在《西南浪》中对知识界人际关系的冷峻剖析，均显示出作者在现代性视野上的拓展与深化。
从“地域性”走向“普遍性”，是我在集中阅读广西中短篇小说后对当地作家形成的最深印象。他们成功地将广西独特的地域经验转化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与人性奥秘的窗口，从而使创作超越了地域限制，触及漂泊、创伤疗愈、精神归宿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命题。凭借对乡土现实的深刻洞察、对边缘人群的深切关怀、对叙事艺术的积极探索，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既扎根八桂大地，又具备全国性视野与思想高度的文学世界。这也说明，唯有将地域性视为一个流动的、开放的概念，才能使其真正焕发活力。因此，湖南作家田耳的加入显得顺理成章。他的《突如其来的一切》与《两次别离》，带着湘西的彪悍与豪爽，与广西文学的绵密、湿润形成了极富张力的对话。这种流动而非固化的地域性，正是广西中短篇小说一个鲜明的特征。
此外，还需看到地域性更为深刻的内在面向。在我看来，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不只体现在其所书写的内容上，那只是外在的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渗透：作家身处广西，其思维方式、观照世界的方法，都会受到这片土地的文化熏染，从而在小说中折射出一种文化性格。以朱山坡的三个短篇为例：《一个夜晚，有贼来访》以平淡语气讲述远嫁北方的南方女子在冬夜遭遇窃贼；《日出日落》以第一人称向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献上一曲赞歌；《闪电击中自由女神》是一篇建立在象征与隐喻之上的复调小说，暗含对虚妄理想的祛魅，以及对更复杂的真相与和解可能性的思考。这些小说风格虽异，但在构思与叙述上均体现出典型的南方特质——一种绵密、迂回、黏稠的思维质地，呼应着广西湿润、凝滞的气候与氤氲的空间感。正如朱山坡所言，他写小说是“用南方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并尽可能转换成北方规范化语言，乐此不疲地讲述”。我认为，这正是一种内化的地域性。杨映川是位侧重心理与情感描写的作家。她对心理情感的细腻刻画，以及在观察人事时所流露的温情目光，如《尘网中的毕加索》中困顿中年男子内心未熄的艺术理想，《一千零二夜》以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抚慰两个心灵创伤者，恰恰可视为南方人宽容、坚韧性格的文学表达。
广西地处边陲，广西人常怀有一种边地意识，他们既向往中心，又自觉游离于中心之外，有时甚至会流露出某种不被规训的野性。这一特质在广西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而如何让这种边地意识绽放出文学的火花，正是广西作家乐于探索的命题。例如，田原也《第三十二层》从烂尾楼生长出荒诞的叙事肌理；《本志与本志》透露出对科幻文类的戏仿与重构。黄土路《狗失踪的那一天》表面是一则寻狗实录，内里却成为一幅现代人精神漂泊的寓言图景。这些作品皆可被视为一种自觉的、成竹在胸的“野性”。他们不把现实主义奉为僵化的戒律，也不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足迹，一旦将边地意识从固守的土地上放飞，他们的笔触便变得自由而潇洒。由此，他们逐渐构建出一种“从边缘看中心”“从多元观一体”的独特世界观与叙事学。正是这种根植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边地意识”，使他们得以避开同质化的叙事陷阱，揭示被遮蔽的生活本相与人性的深渊，进而对“普遍性”命题作出更具原创力的回应。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