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社会高速运转带来的种种挑战，文学之“慢”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缓冲，在出发点与目的地之间，延长感知、抵抗加速度、重构时间体验、生成普遍性意义的可能。
今天，我们已然生活在以瞬间为单位的节奏中：AI即时生成答案，新闻以秒为单位刷新，“即刻截止”主导着行为，思维方式也日益适配于即时回应与快速解决方案。当短期化、碎片化成为不可撼动的现实，“短”“长”之辨即超越了此前的“快”“慢”之争，成为一个关乎意义与价值的审美命题。当历史、传统以及由此累积下来的经验与思考面临淡忘的风险，生活与审美的长期主义，便尤为文学所承载、所彰显，并在我们这个时代焕发出不可替代的光芒。
2025年的中篇小说展现出的长期主义的美学特质，指向的是超越短暂的潮流与时尚，注重时间的沉淀与考量，追求内在价值的稳定与恒久。这一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理想主义叙事及其“世界”维度与开放性特征得到彰显；情感结构从对疏离隔膜状态的关注，转向对抒情共同体的吁求；物候、景观、特殊的生存空间等，正在成为文本意象的重要载体。
理想主义的当代光谱
理想主义作为恒定的内在光源，持续照亮着2025年的中篇小说写作。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军旅题材蔚为大观，家国情怀、民族精神、英雄礼赞得到丰沛呈现。海飞让南京城作为“谍战之城”系列的又一主角在《残雪》中登场，并将雪的意象贯穿于战争的波诡云谲与对家国大义的托举之中。小说聚焦发生在1942年南京特工总部的情报斗争，围绕一文一武两位地下党员的潜伏与牺牲展开叙述，信仰的坚不可摧与人性的复杂抉择，在精湛的叙事技巧中融为一体。全勇先的《秘密》以赵一曼被捕后、就义前的历史现场为背景，以伪满警察纪德荣的视角揭开尘封往事。小说一方面展现革命志士不屈意志与坚定信仰带来的强大感召，另一方面通过见证者内心的剧烈冲突，再现战争的残酷，并对人性的幽微之处进行深入勘探。同样将目光投向信念与坚守的，还有那些来自雪域高原的书写。林雪儿的《守护》将回望的目光投向世界屋脊的查果拉哨所，记忆的通道通向年轻戍边战士的无悔青春；卢一萍的《雪崩》从海拔4655米的灾难营救起笔，喜马拉雅南麓的极端气候与边防官兵坚韧不屈、生死与共的精神特质形成鲜明呼应。这些深沉的文学书写告诉我们，正是历史与现实中那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夜以继日地用信仰捍卫、用生命守护、用热血铸就，才有了今天长久的和平、幸福与安宁。
信仰关乎家国，亦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陈崇正的《英歌饭》以潮汕英歌舞的百年传承为题义，以三代人的命运浮沉，在历史与现实、故乡与世界之间寻找共通的文学表达。梦野的《土人人》聚焦非遗说书艺术，粗粝复沓的抒情结构辅以极具地域色彩的方言，让作品回望故土、书写文化印记的质感更足。津子围的《上游》遵循千百年来向善向好的乡土逻辑，探讨在没有“坏人”的世界里，乡村人情和有情的主体如何补充并激活系统，解决乡村组织运转和生存的实际难题。这些作品说明，作家们对时光深处文化记忆的挖掘，正变得越来越细致、深入。
在2025年度中篇小说塑造的理想主义群像中，有两位时代的“错位者”引人注目。一位是“超前者”——哲贵在《造车记》中用双重叙事讲述传奇浙商钱大同的人生际遇与未竟事业，小说既致敬这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民营企业家，也致敬那些心怀理想却遗憾未能圆梦的追梦者。故事中，领先时代30年制造电动汽车的抉择，不仅源于本能的创造冲动，更坚实的支撑是对国家发展与民族富强的坚定信念。另一位是“滞后者”——胡性能的《猛犸象》将目光投向20世纪80年代，感怀于一位滞留于其中的普通人许东生。这源自时间深处的伤感，也源自持续反思与有所坚持的灵魂。两位时代的“错位者”用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否恰逢其时，理想与坚持本身，就足以让人始终处于生命的追光中，不息不止。
从叙事策略的层面看，小说家对“世界”维度的开掘，让中篇写作在理想主义叙事下的视野更加宏阔。赵大河的《大有》讲述农业专家庞大有在巴基斯坦遭遇绑架，失踪19年后奇迹归来的故事。小说将人物对“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信念，与其跨国界的农业技术实践结合，亲友间的生离死别与内心辗转，更为这份跨越国界的理想平添许多生动。罗日新的《巴图姆往事》中，巴图姆虽然是虚构的地方，故事灵感却源自跨国诈骗的真实案件。让一场万里追击在中亚H国荒漠深处的石油小镇上演，经侦老罗化身推销员将案犯诱捕回国，为的正是坚持罪与罚的正义，也呼应着不忘“归家”的精神召唤。长久以来，“世界”大多只是海外华文写作和年轻作家写作的背景。但在近年的中篇小说里，“世界”承载起更宏大的审美追求，拥有了更动人的艺术力量。
抒情共同体的生成
在探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时，人们往往认为保持孤独与距离才是更常见也更理性的相处方式。然而，2025年度中篇小说中大量并置的人物关系，却呈现出另一种走向：无处不在的沟通隔阂，正被珍贵的共识所取代。以长期主义为旨归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知，推动中篇写作的情感结构发生转向——从关注疏离与隔膜，走向对抒情共同体的吁求。
“共同经历”往往成为连接情感共同体最直接的原因。杨志军的《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中，“知识分子朝山分队”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朝山之旅。在牧民眼中，朝山是传统，是再自然不过的生命和生活状态。艺术家、科学工作者和牧民的后代，把它看作是一次审美和研究之旅。随着时间的推移，险境被一一化解，人们的视野和心态也不断打开。故事的最后，“知识世界”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向着传统与自然靠近。石一枫的《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中的抒情共同体是人与动物。在“生命救援”的关系结构下，暮年叙事、人与宠物的休戚与共、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探访等，在作者机锋处处的描述中充分展开。写狗是为了写人对于善恶生死等终极命题的不同看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医狗的过程也是医人和医者自医的过程。身体的病痛可以靠医术缓解，心里解不开的执念，却要靠一次次相遇与别离，慢慢找到出口。
在亲缘关系的书写中，悠长而温暖的相互张望与情感补给尤为动人。东黎的《亲娘舅》刻画出两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小说透过渴望长大走向远方的年轻人的眼睛，讲述那些留在原地、走在人后的亲人的故事与命运。他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生命轨道上，却不约而同地望向山沟深处通往外界道路的尽头，那是他们与更广阔世界的精神纽带。淡豹的《请照顾好你妈妈》从母女关系与责任传承的维度，撷取家族长河中一个动人的片段。作品用细腻真挚的情感，写出了人的尊严，也写出了命运与时代的深刻联系。辽京的《亲爱的夜晚》冷静克制，用父亲再婚掀起女儿对家庭生活和童年记忆的拼凑与重视。而代际家庭的暗流涌动，终会在某一特定时刻迎来谅解的微光。房伟的《补时光的乌龙少年》温暖、松弛、明亮，修补后的录像带为父子乃至更广泛的人际隔膜补上了温情的注脚。李亚在《夏先生的榴莲》里化身话剧导演，在以“人间故事”为主题的无场次话剧中，完成了关于人心隐秘的复调交谈。
对童年创伤记忆的修复，同样是缔结抒情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韩松落的《风尘三侠图》、杨方的《之字形奔跑》、温颖妍的《我们并不知晓雨的名字》，分别以自身的书写回应了这一命题，并对友爱哲学如何成为自我教育的路径作出了阐释。《风尘三侠图》中，主人公与被精神失常的父亲常年囚禁的姐弟俩相逢，在宛如“一场古代的梦”里，原来平行的人生因偶然的相逢与时间的积淀产生交集，岁月深处最终沉淀下飘荡命运的深广平静。杨方也写命运的伏击，《之字形奔跑》将友伴的死化作少年们的成长烙印与精神困境。恐惧与愧疚、逃离与跋涉先后降临，但奔跑既可以是求生本能，也可以是对伤痛和命运的主动出击。温颖妍的《我们并不知晓雨的名字》以闽南海岛生活为背景，写一对好朋友陷在孤岛的无尽阴雨和停滞的时间里。小说的所有蓄势最终收向一个柔软的结局——森森草木中，还有一座小庙，红红的犹如心在跳。
即便是偶然的相遇，也蕴含着相互辨认与情感慰藉。刘汀的《富贵如云》中的富贵哥，可以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形象对读。这样一位游走于北京新旧光影之间的复杂人物既虚荣又赤诚，之所以能唤起读者强烈的共情，正是因为他身上凝结了许多人在时代变迁中既想抓住新机又难舍旧日情义的真实矛盾。罗伟章的《屋檐》中的房东面对年轻的租客追忆不可复制的青春时光，诚挚绵密的讲述背后，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命运与时代的相互辨认。
“物”的苏醒及其意义
在2025年的中篇小说里，“物”的地位日益凸显。当自然物候、景观、生存空间以及各类寻常事物向人的情感、观念与精神世界敞开，并成为文本意象的重要载体时，小说便获得了一种具象的锚点。“物的苏醒”让那些模糊的时代情绪与个人情感，变得可触、可感，也更容易被记住。
首先，是作为“心境外化”的自然物候与景观。自然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布景，而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地貌，也是人们安放自我、反思存在的重要依托。汤成难的《江水苍苍》以瓜州古渡为书写对象，思考时间与人的尊严。小说中，铜币与断碑将三段不同时空勾连起来，又在叙述者“我”的追索与考证中往复回旋。作者借景物抒情：当自然与万物成为永恒，人不过是匆匆过客，但过客的生命故事，仍因尊严与情意的选择而值得铭记与赞颂。别鸣的《去消落带》将周期性淹没又裸露的峡江岸线作为核心意象，它也是命运浮沉的象征。小说里，夫子铜像始终垂首，种种人生困局在江水、码头、旧事、风俗与传统的缠绕中流转不息，人物的命运与抉择在江水的涨落间流转，自然的节律与人世的沧桑相互映照。陶丽群的《插秧季》从桂西南右江流域乡村的地理结构和自然环境起笔，让农事节奏直接成为叙事节奏，在以天为单位的“劳作记录”中，女性插秧客的日常生活、劳动场景与季节深度交融，生命的成长形态与文字的生长表达融为一体。川渝山区“迷墙似的浓雾”是林檎的《重返暗河》的自然背景，也是主人公迷茫、困顿及寻找真相却屡屡受阻的精神外化。重返暗河，也是返回秘密与苦痛的深谷，重读命运的沉默。
其次，空间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地点，也是驱动情节走向的容器，是塑造人物关系和“游戏规则”的能动场域。魏姣的《肖邦公园之约》让中阮与苏卡两种来自中国和波兰的古老乐器共同鸣响，其弦外之音流淌着动人的异国相思。小说也书写了几位音乐人在异乡突破创作瓶颈、追寻艺术理想、度过感伤青春的美好历程。白琳的《遗赠》引领读者进入油画与收藏的艺术世界，主人公前往塞尔维亚的偏远山村继承遗赠，在回顾与孤独赠予者短暂交汇的过往的同时，也踏上了自我寻找的回溯之旅。尹学芸的《天边外》以一座奇境般的艺术街区作为核心意象，映照两个女孩的人生伏笔与未行之路，空间在这里成为映现现实与远方的镜鉴。
从实体空间走入虚构空间，就会呈现出迥异的美学质地。魏市宁的《匕首洋枪》与李云的《雷声震阳关》同返历史深处，探讨冷热兵器之争、技艺与门派传承等话题，串联起烈火淬炼中的历史精魂、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李浩然的《雄性动物》颇具当下性，以武术大赛为引讲述反骨少年放下胜负欲、渐悟武德精神，最终从江湖侠义梦中醒来回归家庭的故事。作为表亲的叙述者温和隐忍，与少年的杀伐决断、快意恩仇形成对照，令整个故事意趣横生。燕垒生的《昆仑》、梁宝星的《山海》、滕野的《火》等以科幻手法重构史书记载与神话传说。这些创作既拓宽了文学想象的边界，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科幻与现实主义的融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最精微的层面，是那些具体而寻常的物件。在个人经历与集体经验之间，物时常成为不可或缺的媒介与枢纽。它的流转与聚散，背后往往掩藏着通往更广阔经验世界的隐秘入口。胡学文以《鱼刺》书写普遍的“隐痛”，主人公寻求离婚真相和前妻现状的执念，让“如鲠在喉”的生理反应成为贯穿小说的精神隐喻。骆平的《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和老藤的《昆虫志》从知识者的角度识鸟兽草木之名，青头潜鸭、蜜袋鼯、兰花螳螂等飞禽走兽和昆虫在小说中自在游走，它们既是自然的生灵，也是人类生存与生命的镜像，提醒人们在日常经验中学会如何识己、见众生，以寻求精神的平衡。班宇在《白象》中追寻白象玉雕背后的废墟，拼贴出父辈的历史。包慧怡的《明日烟花》描摹爱情中攻取与让渡的古老拉锯，钱幸的《食宴》以饮食之道连接人性的宽广维度，感官与审美的微观物象学寓于其中。沈大成的《白文鸟公司》以诙谐的笔调，书写了职场人如何逃离异化，使其脱离现实，从用心生存的人身上生发出新的趣味来。作品写职场人从被规训的空间中觉察、溢出、逃离，而后自我抚慰并催眠。“物”在其中充分与人互动：“智慧眼”平等、快速、全面地扫射每一个步入写字楼的人，便利店、工地、晃动的河水承载着人们的松弛、真诚与挫败。作品以举重若轻的笔法，写出了长期主义视角下自我与外部系统如何相处的深层问题，引发我们思考，在信息、规则与文化心理交织的现代情境中，流动的、协商的、充满内在张力的自我如何生成。
这一年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是对“长期主义”沉静而有力的文学证言。面对现代社会线性提速带来的日益短期化、碎片化的生存现实，小说家们以叙事的耐心与审美的坚持，执着地探寻那些需要时间才能显影的价值。理想主义的烛照，让信仰与传承在历史长河中重新定位；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在疏离现实中形成温暖的联结；而“物”与“空间”的苏醒，则为时代情绪赋予了真实可感的形貌。我们期待这些深植于时间土壤的创作持续生长，也期待蓬勃涌动的新的人格和新的世界，通过新的文学语法持续到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发展研究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