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从来不只是一项技艺，更是一种界定现实、塑造记忆的权力。当叙事的权柄从巫祝的祭坛、帝王的史官、文豪的笔尖下沉至每一个普通人的手中，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叙事下沉与普及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对创作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的时代。当每一个人都能“讲故事”时，创作者应当成为叙事规则的“发明家”，重新定义什么是“故事”，进而引导未来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
1492年8月3日，西班牙帕洛斯港的晨雾尚未消散，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和尼尼亚号上的年轻水手们已经在甲板上忙碌开了。他们中不少人还沉浸在与亲人分别的忧伤以及对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环球旅程的忧虑中。只有一个人身姿挺拔、目光坚定，他站在圣玛利亚号的船头，遥望着西方的天际线。这个人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七十余天后，他将率船队登上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从此开启全球史的时代。
这是一则“经典故事”。几百年后，我们仍为这样的叙事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圣玛利亚号，与哥伦布一同开启人类文明史的崭新一页。然而，20世纪的后殖民主义学者指出，在这则惊心动魄的故事里，竟没有在美洲大陆上生活了数万年之久的原住民的身影出现。尽管哥伦布第一次登陆时，他们就已经与原住民相遇。欧洲殖民者在他们的讲述中，可以将“占据”“殖民”称为“发现”，可以将美洲原住民命名为荒唐的“印第安人”（意为“印度的居民”），可以将原住民早已安居的家园叫作“新大陆”，通过一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确认欧洲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主体，其余的世界都是被动等待征服的客体。这遮蔽了他们对原住民的屠杀与奴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
“讲故事”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力。《诗经》中的《商颂》里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述商朝统治者是神的后代。它文辞铿锵，充满想象力，拥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情节，塑造了后世对商朝的集体想象。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统治阶层牢牢占据着“讲故事”的权柄——他们深知，谁掌握了“故事”，谁就能够定义什么是“真实”。
每一次科技的发展与媒介的革新，都会带来叙事方式与叙事主体的变化。最早，“讲故事”是祭司与巫祝的特权，依赖于现场表演与口耳相传；其后，书写与册典打破了这一垄断，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阅读相同的文本，共享超时空的集体记忆；印刷术的发明，则进一步使书写的故事得到大规模复制、传播与长久保存。进入数字时代，“故事”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瞬间抵达地球的另一端，更以视频、图像、音频等多元形态交织传播，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讲故事”，传播“故事”。
这便是我们身处的时代：叙事下沉的时代。
打开任何一个网络小说平台，波澜壮阔的故事不可胜数。那些曾经需要耗尽一生心血才能完成的叙事体量，如今被无数普通人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生产着。在网络社交平台，我们看到无数普通的面孔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位母亲哄睡孩子，一位外卖骑手送餐，一位大学生在宿舍打游戏——他们只需打开录像，就完成了一个记者可能需要潜伏多年才能发掘的生活细节。
当我们检视各大新媒体平台的内容时，会发现在这些如火如荼的泛文本中，真正吸引人的核心元素依然是“故事”。无论是在直播平台里，粉丝夜以继日地连线，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还是主播通过记录自己做饭、养狗、卖鸡排，从普通人成为百万网红，其内核都是对普通人日常的极致珍视与推崇。因为普通人即最广大的我们自己，重视另一个普通人，就是承认自己的价值。近年兴起的播客通过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不经修饰的声音讲述自己的经历，使个体经验更加真实、可感。这种不加典型化、不加虚构的人生故事，原本都属于灵感与素材，现在却成为所有人最喜欢的内容本身。人类对“故事”的根本需求始终未变，其声势甚至如日中天。因为人类始终渴望理解他人、理解自己，而“故事”是实现这种目标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每一个人都能讲故事，并不意味着故事的贬值。相反，每一个人都能讲故事意味着每一个人对被理解的渴望、对解除孤独的渴望在这个时代被最大程度地解锁。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的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很多学生看到它都会哈哈大笑：鲁迅怎么也会写这种废话？但是仔细思考下，“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是一种电影运镜：我们会首先看到一个“后园”，然后看到一面“墙”，墙外有两棵树，但不知道树种，等镜头拉近了，给到一个特写，原来是枣树，镜头移到一边，另一棵也是枣树。它就像一个舒缓的长镜头，提供了一种缓慢移动、逐渐揭晓的情境。这是一种连续的、绵密的现代叙述。今天阅读鲁迅，我依然被深深打动的是鲁迅在“讲故事”时表现出的探索与创新。鲁迅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在和旧的叙事规则激烈冲撞，生龙活虎地创造新的规则、新的范例。我们今天讲“学习鲁迅”，要学的不是鲁迅的字词句，而是鲁迅的创造力，学习鲁迅的灵感和想象，学习他在语言艺术前沿阵地的冒险和探索，要像他那样去发现、使用、驯化新的日常语言，并将其转换成文学语言。
那些真正开启时代的作品，往往不是讲了一个更好的故事，而是重新定义了“故事可以是什么”。优秀的“讲故事的人”不是被动地遵循规则，而是主动地发明规则，为那些从未被讲述的经验寻找恰如其分的形式。他们面对前人未曾处理的人类经验时，会发现旧有的叙事规则无法容纳这些经验，于是发明了新的规则，包括结构的、语言的、人物的，等等。
正如理论物理探索宇宙的基本规律，二进制最终催生了数字革命，“讲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今天，我们要追问的是：故事还可以是什么？叙事规则是否可以被改写？人类经验中有哪些尚未被捕获的部分？
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在为世界赋予秩序和意义，但只有那些能够重新制定叙事规则的人，才能让这个意义世界不断扩展边界，容纳更多的人类经验。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