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深刻介入日常生活的时代，科技依然无法回答幸福的本质，也不能直接化解人面临的多种复杂难题。我们如今强调讲故事的意义，正是因为它让我们能够面对并讲述那些尚未被识别的、真实的生活经验和身体经验。通过故事，亲历者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感受转化为可被理解、被共情的叙事，让个体经验升华为时代的切片。由此，从人文关怀的维度上讲，亲历者写作，或者说具身写作，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能够把握与依赖的表达方式。
一
“叙事医学”的实践，为我们理解故事与生活的关联，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视角。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丽塔·卡伦于2001年提出，她主张通过倾听、理解患者疾病故事改善医疗实践，避免医患矛盾。2010年之后，北京大学医学部引进了不少教材和临床经验。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医院系统中也被广泛引用，参与医学人文建设。我没有真正参与过叙事医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但我长期关注着这个话题。在“叙事医学”概念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是有文学参与的，但后来，文学慢慢淡出，可能是因为对于医学研究来说，文科的思维方式和训练方式太不一样了。我的经验是，对于那种能够很快治愈的疾病，文学或曰故事的确没有更大参与的空间。但是，对于慢性病或者难以被治愈的疾病而言，故事是有很大作用的，无论是对于病人、照护者，还是对于医生来说，都是如此。若病人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家属和医生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痛苦及希望。
我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学生，她在一篇课堂散文作品《失控的双脚》中，写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患神经性厌食症的经历。这篇非虚构作品由“十六岁那年，我忽然不会吃饭了”开始，写到了“印象中的自己总是不苗条的”“十六岁那年，她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在看她。那是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一位男生”，写到央求母亲去健身房办卡健身，写到过度健身与高考前的学习压力，以及提到家庭内部的饮食规范。在她描述自己重新训练吃东西及训练过度后又有了暴食倾向的叙述中，我确实看不到一种基于文学思维的逻辑链条。我试图引导她讲清楚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例如怎么得病的、怎么治好的，甚至可以放大一些容貌焦虑和少女青春期过度在意他人看法的部分，但我心里明白，我的评价并不准确。我记得她最初的草稿中，有一段故事写到了遥远的未来，欧洲突然发明了一种药物，能治愈这个疾病。我认为这个情节出现得太过突然，经过讨论，她做了一些修改，最终结尾落到了“我从黑暗中钻了出来，钻进了人群，消失不见了”这样的模糊地带。可以想见的是，中国是一个那么重视饮食的国度，中国家长好像并不太理解孩子为什么会突然不吃饭。而在当时，令我深感困惑的，是那些信息不足的叙述，它背后似乎有着尚未被清晰传递的恐惧和不适。两年后，这位学生完成了毕业作品、中篇小说《小怪力》，依然以进食障碍为题材，较为清晰地写到了三种类型的进食障碍：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及暴食。她提交的两篇作品，都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表达自己，为了被看见。我觉得“进食障碍”的亲历经验对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篇作品就像种子一样，一直深埋在我的心底，让我意识到：当代青年的身体困境已经不是孤立的个人问题，而是折射时代症候的棱镜。
在之后的教学工作中，我又遇到过一个学生，她的课堂作业《鱼刺》写了一个家族故事。她写到她的祖父很爱钓鱼，钓了鱼，就让祖母吃，祖母吃了就被鱼刺卡住送医院，这样的事总是重复发生，成为她童年的噩梦。后来，因为心疼祖母，她决定替祖母吃鱼，然后就被鱼刺卡住送医院，替代了祖母的命运。她的母亲对她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去吐掉就好了，但她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建议可能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正在阅读韩国青年作家赵艺恩的小说集《爱，鸡尾酒与生化危机》，书中有一篇小说《邀请》，写的是一个总觉得自己被鱼刺卡住的女孩，小说中的鱼刺具有象征性，因为医生查不出来女孩的嗓子中有鱼刺，只有她自己能感受到不适与疼痛，这非常具有文学性，我觉得她要是参加韩国的青年小说比赛，很有可能会拿奖。时年，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度给我一些激励。因为在韩江的早期小说中，书写过根源于佛教的饮食规范。换句话说，早在2000年左右，韩江就较有意识地将进食障碍纳入到了女性生命处境的书写中，她笔下看似孱弱的女性形象，却往往会通过呕吐、暴食等无声却有形的方式，表达“我一次都没有感到过幸福”（《植物妻子》）的心灵真相，这甚至是她后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观实践的起点。这在中国“70后”作家张慧雯的小说《沉默的母亲》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也就是说，故事能够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差异，抽象的时代症候可以化为具象可感的个人故事。故事，正在成为记录当下青年精神状态的“活文本”。
二
需要提醒的是，对故事的识别与理解，往往需要借助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视野，才能更精准地捕捉到更多细节与隐秘。
2025年9月，我报名参加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进食障碍高峰论坛。在论坛上，我看到了几位厌食症康复者拍摄的纪录片，令我非常感动。我还记得，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医生，回忆起自己20世纪90年代到德国进修的经历，他说他当时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物质丰裕但是拒绝进食。从德国回到北京之后好几年，这位医生才遇到了第一例确诊的中国病人，如今已经过世了。我由此了解到，原来神经性厌食在所有精神障碍疾病中是致死率最高的，超过了重度抑郁。经由这次培训，我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在我的写作课上，会遇到两位经历有意识记录类似身体经验的年轻写作者。因为在社会层面，患有进食障碍的人数是在直线上升的。
如果我们打开小红书，搜索“进食障碍”，会看到不少科普视频正在向大众讲述这个疾病的知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张紫初、张沁文。她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勇敢表达了自己的身体经历及想法。我很喜欢张沁文的演讲题目《从亲历疾病到创造回响》，这让我感受到互助的能量。而张紫初在去年出版了自己的小说《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一个进食障碍女孩的康复之路》，在她的书写中，我感受到一种自我疗愈的叙事功能。她描写自己的父母、描写自己童年仰慕的女性楷模，描述寂寞、心酸以及难以被表达的少女内心，但更重要的是，她描写了她与食物的关系，她说，“吃使我变得孤独”。张沁文不仅在小红书上进行科普，还连续策划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600号画廊”的展览。我至今还保留着2023年冬天我们在“疾病书写与叙事治疗”工作坊认识时，她在纸巾上画给我的彩虹。而我去“600号画廊”观展的时候，也会被墙上的文字、绘画所感动。张沁文为我们工作坊的阅读手册联系了许多年轻的亲历者，他们同样也是艺术创作者，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有一幅作品令我印象深刻，画面是布满了尖刺的餐具。我记得作者的主治医师曾经在纪录片中说，她也是看到了那幅画，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们对食物的感受是一种痛觉。可见，除了文学叙事，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参与到了进食障碍的康复治疗中。张沁文在我们的工作坊上，多次提到了“我的原生家庭很好”“父母对我很好”以及“进食障碍其实和食物没有关系”，这都与我们刻板印象理解这类疾病的病因和感受非常不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尹洁教授提示我们，进食障碍与认知障碍更接近于一种认知症，而不是家人真的做了什么不好的事，给到亲历者压力。
青年作家淡豹曾推荐给我们一本丽贝卡·莱斯特所著的《饥肠辘辘：美国的进食障碍与失败的照护》。丽贝卡·莱斯特既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也是有过进食障碍体验并入院治疗的病患，她的民族志工作围绕一家进食障碍治疗中心展开。淡豹还提醒我，其实韩国作家金爱烂颇受年轻读者欢迎的短篇小说《你的夏天还好吗？》的主人公也可能是一位暴食亲历者。淡豹说，只是我们当时阅读的时候，并没有识别出进食障碍。
三
我始终相信，在转译时代与生活的情感与经验上，故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亲历者更多地参与叙事、一起讲故事，能够帮助大众普及常识，并且帮助有困难的人获得求助的途径。
进食障碍非常容易复发，需要长期的、多学科的协同疗愈，但对患者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一疾病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表达。那么，是不是只有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的学生在写这个题材呢？并不是的。我们的研究生找到了一位“95后”青年作家陈修歌，她曾在2024年第10期的《朔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黄昏战栗》。她写到一个真实的社群“兔子吧”，隐喻“每时每刻的、快速的咀嚼动作使我们看上去像兔子在进食”的亲历者共同体。“兔子”与进食障碍的隐喻关系非常密切。《黄昏战栗》中出现了重要的女性友谊，也出现了大量的食物，但食物的功能性，则与传统的饮食文学完全不同。它不是为了饮食文化而出现的，也不是为了乡愁出现的，更不是展示阶层与生活方式。它表现为一种尚未被广泛识别的心灵联结，为了“我抓住一只手，借着一股力站了起来”的生存互助，回应的也是当代青年面临的问题。
陈修歌在创作谈《有月亮的时候就抬头看看》中，正面地表达了她对于进食障碍的看法，她写道：“小说里的两个女孩罹患‘进食障碍’这种现代病，这是一个主动选择的病症……进食障碍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也平等地出现在男性那里……我构建了一座桥梁，让这两个女孩相识于落魄之境，相濡以沫在无数难熬的时刻，而后两个人彼此救赎，成为对方生命力的一道光。”陈修歌可能并不是第一位描写进食障碍的中国作家，但她确实是较有主体性地表达了自己与题材的关系、看法，并且试图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照亮普通人苦痛的女性写作样本。
2025年7月，我带领20余位研究生，在进食障碍互助社群Support ED发出问卷，并征集了一些文学与电影中的进食障碍表达，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书单7月时在“FD创意写作”公众号上发布，后来这些图书也在时代书屋展出。书单发布以后，我们工作坊中收到了一些温暖的回应，这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让我感受到讲故事的传统依然有着强大的力量，而讲故事的未来并不那么悲观，因为故事从来都是我们与生活和时代对话的媒介。假如文学依然与真实的人类经验相关，那么我们还将继续学习识别这些新的心灵经验，并以讲故事的方式，让它们被更多人听到。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课题“跨学科视域下的创意写作本土化研究（2009—2024）”（24CZW1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