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西班牙文学迎来重新回望历史的时刻，以及对历史记忆与社会叙事的反思。在“遗忘协定”的长期影响下，历史不再是尘封的过去，而是尚未终结的现实。不同代际的作家持续书写复杂现实，女性经验更加丰厚，历史叙事成为理解当下的镜面，类型边界也在不断打开。文学在回应现实的同时，守护着对人性与经验的深度关注。
当代社会的病理诊断
萨拉·梅萨（Sara Mesa，1976-）是当代西班牙文学中重要的社会批判声音之一。2025年初推出的新作《对抗》延续了她长期关注的主题：权力如何在日常关系中运作，制度又如何塑造甚至吞噬个体。小说以一名年轻女性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行政部门为起点。书名的双关意味贯穿始终：既指全民化的公职考试焦虑，也指主人公对僵化体系注定失败的反抗。主人公萨拉·比利亚尔瓦口齿不清，被同事戏称为“萨达”，却无力辩解。她的工作充斥着无意义的等待：“在那个门前等待，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在这里，她逐渐意识到性别的隐秘分工，例如女性更适合“充人数”。在这里，“实施”取代“做”，“接收”优于“收到”，行政术语挤压了自然表达，而语言的异化最终指向人的异化。小说延续了西班牙文学关注官僚制度的传统，从19世纪拉腊的《请您明天再来》到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笔下的公务员群像。梅萨的当代视角更为尖锐：当个体为了“稳定”交出自主性，在例行公事中逐渐丧失批判能力时，人性与自由还剩下多少空间？
而更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这些将人异化的制度本身从何而来？安德烈斯·巴尔瓦（Andrés Barba，1975-）的《巴姆兔的兴衰》做出了寓言式回应。在幽暗的“大兔穴”深处，他架起一台解剖政治文明的显微镜。叙述者“小白”原本是一只被遗弃的家养兔子，它为一只眼神迷离、满身伤疤的流浪兔起名为“巴姆”。被赋予的名字将它从混沌群体中区分开来，让它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同；私欲与权力也在差异中悄然萌芽，兔群随之卷入位阶与服从的噩梦。巴尔瓦精准捕捉到权力如何借助“废墟”与“神迹”确立自身：当同伴被黄鼠狼撕裂，巴姆将死亡转化为神圣祭礼，将恐惧升华为忠诚；当兔穴进入宁静而丰饶的稳定状态，兔群却因安稳而窒息。对“幸福静止”的厌弃，迫使它们编造“鼹鼠入侵”的阴谋论，并发动一场荒诞战争。在以兔群生命周期压缩展开的政治演化中，巴姆不再是传统的铁腕统治者，而成为一个虚无的权力符号。它的权威一半来自带着伤疤的皮囊，另一半则来自追随者们“渴望被奴役”的潜意识。巴尔瓦用这个自我完成的叙事闭环，为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撰写了一部残酷的启示录：在幽深的坑洞里看到的不仅是兔子的身影，更是人类在亲手挖掘的制度陷阱中，那双因恐惧、狂热而逐渐浑浊的眼睛。
历史的裂隙与记忆的抵抗
2025年的西班牙历史小说，已告别单纯的“史实再现”，转向对记忆的追问。民主转型期为避免社会撕裂而达成的不追究罪责的默契，仍影响着社会结构与公共话语，历史成为尚未完成的现实问题。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Arturo Pérez-Reverte，1951-）时隔十四年重启的“阿拉特里斯特”系列第八部《巴黎使命》，将老去的上尉置于17世纪巴黎暗潮之中：他受贵族委托执行秘密使命，卷入权力博弈。密探、宫廷阴谋、宗教冲突与暗杀接踵而至。过去凭直觉和胆识驰骋战场的雇佣军，如今频频停顿，反复审视自身选择。小说展现了他在权力漩涡中的应对与挣扎，也让读者看到忠诚、勇气与荣誉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性。每一次拔剑、每一次决断，都带来不可抹去的痕迹，阿拉特里斯特也第一次体验到悔恨。忠诚、友情、勇气与荣誉不再自动生成传奇光环，而是灰色现实中维系尊严的底线——英雄不是理想化的化身，而是那些满身瑕疵、却在极端困境中仍能做出令人钦佩选择的人。
凭借《时间的针脚》确立广泛读者基础的玛丽亚·杜埃尼亚斯（María Dueñas，1964-）在新作《若有一天我们归来》中，将视线投向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黑脚”（pieds-noirs）移民。这些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出生或长期居住在北非的欧洲人后裔，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被迫返回欧洲，却往往既不被故土接纳，也无法真正融入新环境。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的奥兰写起，一名使用假名的年轻女子踏上海岸，她没有宏大的目标，只有一个近乎本能的动机：活下去。小说通过洗衣房、烟草厂和雇佣家庭等场景，展现普通移民在殖民结构中的位置。女性的身体既是劳动力，也是交换和约束的对象。主人公不断更名，却始终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身份。小说最有力量之处，在于拒绝为这种女性经验赋予道德光环。主人公既非值得景仰，也谈不上堕落，她的每一次选择都贴近具体处境。去英雄化的书写更像是一幅历史侧影，让我们看到那些未被写入纪念碑却在殖民与战争中夹缝生存的个体。
而在本土叙事中，对“被压制记忆”的追问呈现另一种形式。塞尔希奥·维拉-桑胡安（Sergio Vila-Sanjuán，1957-）的小说《哥特区的秘迹》，将该主题巧妙融入悬疑叙事。这部荣获2025年费尔南多·拉腊长篇小说奖的作品，从即将退休的文化记者维克多·巴尔莫拉收到的匿名信开始。他在哥特区穿行，调查的并非单一罪案，而是一连串通向往昔的印记：被盗的宗教圣物、封存在旧宫殿墙体中的遗骸，以及与数十年前一桩女性失踪案相关的零散线索。哥特区首先是可以行走的空间。巴尔莫拉从主教座堂出发，踏过潮湿石阶，穿过逼仄巷道，拐入光线昏暗的街角。游客与纪念品商店并列，修复后的立面光洁得近乎失真，城市显得秩序井然，仿佛历史已被妥善陈列。调查却在表象之下展开：档案馆中泛黄的报纸、被删改的旧报道、只剩零星名字的聚会照片，唤回上世纪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圈。失踪女性只在传闻、误解与沉默之间闪现，线索屡屡中断，空白比证词更醒目。失踪案既未被写进官方叙事，也未真正消失，只在城市缝隙中留下痕迹。悬疑不再以谜底为终点，而成为持续追索：在被不断修复与消费的城市景观中，究竟哪些记忆得以陈列，哪些经验仍停留在暗处？
重新观看世界的女性书写
2025年的女性书写，更像是在重写“观看的方式”。女性不仅成为叙事的主体，更质疑并改写那些长期规定“谁有资格观看、如何观看”的权力结构。瓦内萨·蒙福特（Vanessa Montfort，1975-）的《托法娜》将目光投向被史书和传说称为“连环杀手”的朱莉娅·托法娜。她制售名为“托法娜之水”的毒药，帮助深陷暴力婚姻的女性摆脱丈夫，而在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时代，这种解脱只能通过谋杀实现。蒙福特通过审讯记录与多重证词交错展开叙事，在“当下的审判”与“自1620年展开的往昔”之间来回切换，过去并非静止事实，而是在权力话语中被不断改写。女性在那个时代首先被界定为“有缺陷的身体”，被纳入神学与父权秩序。当观念早已将女性视为原罪的承载者，暴力便获得道德外衣；甚至在某种逻辑下，杀害女性不再被视为犯罪，而被解释为恢复神圣秩序的必要之举。在这样的结构中，托法娜为受困女性提供出路的行动，被权力话语迅速转化为对秩序的威胁。蒙福特并未帮托法娜开脱，她更关心的是剖析一种结构性的历史逻辑：当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叙述与权力之外时，个体的反抗往往被迫走向极端。小说也提醒读者，所谓“罪”与“正义”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特定权力结构中被界定与塑造。
蒙福特重审历史中的女性“罪与罚”，露西娅·索利亚·索夫拉尔（Lucía Solla Sobral，1989-）的处女作《花将入喉》则关注日常生活里更隐蔽的权力结构：亲密关系中的心理控制。小说讲述年轻女性玛丽娜在父亲去世后的脆弱期，与年长二十岁的海梅逐渐建立关系。海梅并非典型施暴者，他关心、规划、照料玛丽娜的生活，却一点点侵蚀她的自主边界。小说并不以冲突或爆发呈现暴力，而通过沉默、暗示、内疚与自我怀疑，让心理虐待在日常中缓慢运作，低强度却持久地削弱人的主体性。索夫拉尔不断探索爱与控制的界限。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比如森林、植物、泥土，既是玛丽娜的庇护所，也是她反抗的空间。滋养不意味着绝对顺从，而是重新夺回身体与感知的姿态。作品迅速获得西班牙国家电台“批评之眼”文学奖和卡拉莫年度图书奖。正如批评家比维安娜·科利亚多所言，这是一部描绘女性“在爱情之后漫长而痛苦的回归自我之旅”的《奥德赛》。
皮拉尔·阿东（Pilar Adón，1971-）的短篇集《愤怒》则将这种对心理控制的洞察推向更早的源头：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被压抑、被规训、被要求“消失”的女性愤怒，究竟如何在心理深处留下印记？十八个故事大多聚焦童年末期或青春期早期的女孩，她们被期待“温和、顺从、讨人喜欢”。在这样的规范中，愤怒、羞耻与复仇幻想逐渐积累。阿东认为，女性自幼接受的“讨好型教育”，让她们在表达自我或反抗时伴随莫名罪恶感，书中的愤怒正是对此的文学回应。故事中，封闭的家庭、孤僻的学校或乡村宅邸既提供安全感，也可能成为牢笼。愤怒、羞耻与恐惧交织，让日常生活的细微瞬间充满张力。在《甜蜜世界开启》中，她写道：“她知道什么是恨，而在那一刻，自然正在恨她。”通过将内在情绪投射到外部世界，精准捕捉少女试图理解自身愤怒时的迷茫与错位。《白岩，蓝底》中又写道：“一种自然的愤怒，让她想到自己和她的癫狂发作。”反复出现的“自然”暗示愤怒并非病态或失控，而是对压抑性环境的本能反应。这是一部微观心理图谱，也是对社会规范与家庭秩序的敏锐思考。在阿东看来，真正的写作恰恰发生在角色开始质疑自身位置、偏离社会期待的时刻，这正是女性重新观看世界与自我的起点。
存在之问的持续追索
在社会批判与历史书写之外，2025年的西班牙文学还有另一条脉络：几位重量级作家的回归之作，分别指向信仰、衰老与经典阅读。这些古老而永恒的问题，在高度量化的时代重新获得了追问的迫切性。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1962-）的新作《世界尽头的上帝之疯子》聚焦信仰这一敏感而普遍的人类经验。书中围绕两个关键问题展开：死亡是否意味着彻底的终结？在现代社会，信仰为何仍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前者源于作者的家庭经验，与其母对逝去亲人的牵挂紧密相关；后者则通过与教会人士及普通信徒的交流，被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塞尔卡斯延续了一贯的写作姿态，将不确定性本身保留在叙事之中。他在新书发布会上坦言，这部小说动摇了他对自身立场的笃定。在文体上，作品融合纪实叙述、随笔、访谈片段与思想札记，形成多声部结构，也始终保持观察者距离。在他看来，文学的职责不在于作出道德裁决，而在于通过理解为反思提供工具。书名中的“疯子”象征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世界尽头”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也隐喻现代文明中被忽视的精神边缘。这部获得2025年欧洲图书奖的作品，更像是一次关于意义、有限性与人类精神边界的文学考察。
霍尔迪·伊巴涅斯·法内斯（Jordi Ibáñez Fanés，1962-）的新作《晚安，猫头鹰》，借助间谍小说的类型外壳，将一位年迈的哲学教授置于充满表演性的任务之中，看似戏剧化的情节实则构成对“老去”这一身份标签的拆解。作家没有将老年描绘为单向的衰退或撤退，而是呈现为逼近智慧与自我澄明的阶段。间谍行动的设定制造出紧张感，却也更深层地指向时间意识的重构：当社会以效率与生产力衡量个体价值时，老年主体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能动性与尊严？在幽默与忧伤交织的叙事中，衰老不再只是生理现实，而成为一场关于记忆、身体与思想边界的不断追问。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Antonio Muñoz Molina，1956-）的新作《塞万提斯的夏天》则把追问转向阅读本身。这部介于文学批评与个人回忆之间的作品，历时多年完成，融合了作者对《堂吉诃德》的阅读体验与自身生命的感受，展示这部巨著如何在不同阶段塑造读者的理解与感知。通过童年回忆和对经典文本的反复诠释，穆尼奥斯·莫利纳不仅重申经典阅读的持续生成性，也强调阅读是一种时间性的实践，意味着沉潜、回望与自我修正。在屏幕与算法主导注意力分配的时代，阅读不再只是文化消费，而是一种抵抗碎片化经验、重新建立主体内在连续性的方式。
短篇的回归与类型的突破
2025年，西班牙短篇小说创作明显回暖，多位重要作家推出短篇集或类型叙事实验作品，在题材、结构与叙事策略上的探索既承接传统，也回应当代经验。当代西班牙文学代表性短篇小说家、2023年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得主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库瓦斯（Cristina Fernández Cubas，1945-），时隔十年推出新作《看不见的东西》，由六个短篇组成，延续并凝练了她长期关注的“边界”主题。在她的写作中，引发不安的并非异常事件本身，而是现实在缺乏明确征兆的情况下逐渐失去其可解释性。开篇故事《你是琼，我是贝蒂》通过对经典电影《宝贝简怎么了？》的反复重演，为整部作品集确立了基调。两位年迈姐妹在昏暗的公寓中不断复制青春时期的影像记忆。作家关注的并非怀旧本身，而是一个危险的临界点：表演不再只是模仿，角色开始反向塑造甚至吞噬扮演者，而原本作为“游戏”的行为也逐渐失去可控性。作品展现出费尔南德斯·库瓦斯对短篇结构的高度自觉：她有意削弱因果链条，严格限制叙述视角，并赋予细节以不成比例的叙事重量，从而在文本中制造出一种低强度但持续的心理压迫。故事回避高潮式揭示，也不走向封闭结局；不确定性在叙述终止后仍继续发酵，延续了从爱伦·坡到卡夫卡的现代短篇传统。
费尔南多·阿兰布鲁（Fernando Aramburu，1959-）凭借长篇小说《沉默者的国度》赢得国际声誉，而他2025年出版的短篇集《倒下的人》则显示出他在短篇领域同样成熟且克制的叙事功力。十四个短篇聚焦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却承受心理压力的人物：暂时离开病中的父母独自去公园拍摄松鼠的女性，声称替兄弟报仇的年轻人，在购买二手大玩偶时有意外发现的父亲，以及在公共场合倒下却无人及时援助的人。阿兰布鲁以简洁克制的语言，细腻描绘孤独、误解与难以启齿的内心情感，在焦虑、恐惧、荒诞与幽默之间转换，让人物在有限篇幅中展现脆弱与偏执。因玛·佩莱格林（Inma Pelegrín，1969-）的《雾》将认知的不稳定性融入乡村惊悚的类型框架。故事发生在干旱封闭的乡村，主人公加比患有面孔失认症，无法辨认他人，却要去追查一桩只能由熟人犯下的谋杀案。在追查真相的同时，加比无法确认身边的人，也无法完全信任自己的感知。“雾”既是气象现象，也成为认识论的隐喻，遮蔽的并非事实，而是确认事实的可能性。作品斩获2025年光明小说奖，通过悬疑与心理描写，持续挑战对确定性的信念。
当对感知与认知稳定性的怀疑不断累积，问题最终不可避免地指向更为根本的层面：何为人类，何为人性的边界？罗莎·蒙特罗（Rosa Montero，1951-）以科幻叙事回应了这一终极追问，《难缠的动物》为其历时十四年创作的反乌托邦侦探系列画上句号。以复制人侦探布鲁娜·胡斯基为主角的四部曲，是西班牙当代文学中罕见的严肃科幻力作。到了终章《难缠的动物》，布鲁娜经历了根本性的身份蜕变：用战斗型技术人类的全部寿命，换得一具脆弱的计算型仿生人躯体，却也因此获得新的九年生命。通过这一设定，蒙特罗构建出未来马德里的“地球合众国”：技术人类的短暂寿命、零地带的阶级分化、民粹幽灵与信息泛滥，无不映照现实社会的紧张与鸿沟。贯穿四部曲的核心母题包括时间的流逝、对他人的依赖、面对死亡的激情，并在布鲁娜身上凝聚成对生命的有限性和情感的必要性的认识。在日益非人化的世界里，恰恰是这个“非人”的复制人展现出最深刻的人性。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蒙特罗的追问或许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
2025年的西班牙文学，并未试图用宏大叙事覆盖现实的裂隙。无论是对历史英雄的重新审视，对殖民边缘生命的打捞，对城市记忆的追索，还是对女性愤怒与心理规训的拆解，这些作品都在不同层面触摸那些仍在发酵的经验。它们不急于给出确定的答案，也不把复杂问题简化为立场选择，而是在人物的犹疑、伤痕与反抗中，让读者重新面对历史与当下的纠缠。也许正是在这种克制与坚持之间，文学保留了它应有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教师、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