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图书馆是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建于1826年。在这座图书馆里有一个莎士比亚阅览室，其汉语版的官方导览册称其为莎士比亚厅。该厅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不对公众开放。直到2023年，它才开始每天开门，让读者能够近距离欣赏珍贵藏书。寻着莎士比亚的召唤，笔者到访此处，感觉该图书室的收藏品类及编目与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没法比。后者拥有更丰富的莎士比亚相关资料，包括大量17世纪印刷本、手稿和相关档案，但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莎士比亚厅有一个让人难忘的特殊之处就是它的彩窗。和教堂里常见的圣经故事彩窗不同，莎士比亚厅里的彩窗所描绘的是《皆大欢喜》里提到的七幕人生。
对笔者而言，莎士比亚的剧本载体是文字，我最先是通过读文字在脑海中构建图景。但是在这个有七幕人生彩窗的莎士比亚厅里，过去脑海中已经构建的有关七幕人生的图景有了些许变化。关于七幕人生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朱生豪先生翻译的版本，在《皆大欢喜》中杰奎斯的独白如下：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他的表演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
然后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
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
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
然后是情人，像炉灶一样叹着气，
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
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
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
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
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名。
然后是法官，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阉鸡，
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
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
他这样扮了他的一个角色。
第六个时期变成了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
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
他那年轻时候节省下来的长袜子套在他皱瘪的小腿上显得宽大异常；
他那朗朗的男子的口音又变成了孩子似的尖声，
像是吹着风笛和哨子。
终结着这段古怪的多事的历史的最后一场，
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
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
曾经的“读”在莎士比亚厅里变成了“看”，彩窗把这段很多人几乎会背的比喻变成了可以被凝视的图像：婴儿、学童、恋人、士兵、法官、老者、行将就木者。它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把抽象概念简单“画出来”，而在于细节几乎逐一对应原文的描述，且栩栩如生——比如婴儿被抱在怀中，呈现出初临世间的无助的哭泣；学童满脸不情愿的表情，“学校”的字样就是他想逃离的方向；年轻恋人的笔下是写不完的情感，眼神与身体都表达着渴望；士兵带着骁勇的冲劲与争胜的锐气，随时准备着向“危险”进攻；法官的神情沉稳、衣饰端正，体现着秩序与权威；老者的体态开始收缩，步伐与目光都显出退场的迹象；而最后那位行将就木者，几乎只剩轮廓与余光，像被一点一点剥离了感官——让人不由得想起英文原文中那句冷静得近乎残酷的“sans（丧失）… sans… sans…”。观看中，我忽然意识到读字和看图的区别，前者需要脑补，而后者则可以让生命图景呼之欲出。
文字里的想象，与彩窗里的具象并不一致。曾经我脑海中对这段独白段落形成的想象是：舞台、登场、退场、不同角色更替——这些靠词汇生成的“版本”并没有鲜活的细节，它的留白在于我已经把自身的经验投进去。于是“七幕人生”在我脑中并非七张明确的画面，而更像七种状态：婴儿的无助、学童的抗拒、恋人的自恋、士兵的莽撞、法官的自信、老者的退场，以及最后的空无——它们并不一定按顺序出现，甚至会在同一个人身上纠缠重叠。但是看到彩窗的时刻，剧本中的独白转变成了已经确定好的七组形象：你几乎无法逃离它对你施加的解释。尤其当我看见最后两幕的“老人”， 明显是一个人，我脑海中不禁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老去的阶段有两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看着彩窗，我努力寻找答案。与第六幕的老人相比，第七幕的老人缺少的似乎是一种能够自主的精气神。莎士比亚文字版关于“最后一幕”的描述，只是让我感受到文字的节奏：一个“sans（丧失）”接一个“sans（丧失）”，像一个被剥离的清单，冷静到近乎残忍。但彩窗把“残忍”变得更具体——不是修辞意义上的具体，而是身体意义上的具体，让人不禁感慨汉语“老小孩”这个词不仅仅讲老人家的不按常理出牌，也指向他们生命的不可自控。
其实关于这种个体终将退场的空虚感，今年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展出的超现实主义雕塑家让·穆克（Ron Mueck）的雕塑“床上老妇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巧妙运用玻璃纤维、树脂和硅胶等材质，艺术家极度逼真地展现了一位老妇人的暮年时刻。她静静地蜷缩在白色的布单下，丝丝可见的白发、皱褶的皮肤、下陷的躯体与蜷缩姿态如此具象化，让观看者能够感觉到老妇人的轮廓是缩小的、身体在变轻、光线在变淡，人是存在的，但又仿佛被推向边缘。老妇人的人生在渐渐退场，观众却被迫在场，不得不以近乎窥视、几乎可以听到她呼吸的距离，目睹生命和气数的消散。“床上老妇人”的雕塑与莎剧里所描述的七幕人生的最后一幕形成互文：我们每个人终将不在中心，无从掌控。同样都是退场，彩窗和雕塑通过景和物，让观者在共享空间里直面那种脆弱、迟疑与不可逆的消逝，于是“人生如戏”的终幕不再是旁观的哲理，而变成一种近距离的共情。
回到莎士比亚厅里面“七幕人生”的彩窗，让我难移开目光的，不是人生中间那些光亮或喧闹的阶段，而是第一幕与最后一幕的首尾比较。婴儿与行将就木者之间隔着漫长的人生，却在本质上彼此照应——都是一种无法自持的状态：第一幕的无助，是因为人还没有掌握语言。婴儿啼哭，不是因为“想表达意义”，而是因为他只能以哭作为存在的证明。最后一幕的无助，则是语言与身体逐渐退化：感官被一项项剥夺，判断力和行动力不再听从意志。两者都把人推回一种“依赖”的关系里——人生的首尾两段需要他人的怀抱、理解和耐心。人无法靠自己完成生活的闭环，很多时候需要靠他人的照护、社会的制度以及整个共同体对脆弱的理解与共情。我们往往把人生理解为“越来越能掌控”，但莎士比亚用这两幕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从来不是永远的强大，而是以无助为起点，也可能以无助告终。所谓成熟，并不是保持强大，而是懂得如何与无助共处，如何在他人无助时不转身离开。这样去理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未尝不可。
其实承认脆弱是人看清自己后的结果，而不是羞耻和懦弱；承认幼有所护、老有所养的担当，是个体也是群体的文明核心。当我们真正接受这一点，面对自我或他者的无助就不会心生恐惧或厌恶，而会产生责任感：我能做什么，让自身或他者在无力时仍保有尊严与被看见的感觉？望着莎士比亚厅里的彩窗，我获得的启迪是：七幕人生并不因为被做成彩窗就变得更“权威”，它反而提醒我——每一幕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读莎翁剧本时，我把自己交给语言的流动；看彩窗时，我直面“角色”的定型；一圈圈环绕着细观“床上老妇人”雕塑时，我知道那是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不可躲避的“老去”。而在“老去”到来之前，应该做些什么，人才不枉此生呢？在没有找到确切答案之前，唯有认真感受活着的感觉，我仍旧会选择读书。正如在离开这座澳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前，俯视大厅的地面，看到的是人类早期的大航海地图；环顾四壁，看到托马斯·卡莱尔这句话：“书籍中蕴含着整个过去时代的灵魂；当过去的一切实体与形质已如梦般完全消逝时，书籍仍能清晰地发出过去的声音。” 看看手中莎士比亚厅的导览册，上面介绍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因为“他不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他千古流芳”。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