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小说是人间故事的缩影，是对人类现实生活境遇和情感体验的折射，因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和理念，而呈现出“另一种真实”。幻想之轻盈，不是为了回避人生的沉重、生存之重，而是用充满智慧的诗性思维，以“叙事之轻”写“生存之重”。对生老病死等人生难题的思索，对时光流逝和万物变迁的感悟，都可通过幻想的天真之眼，获得轻盈、温暖、饱满的文学阐释和呈现。

《夏蚕》是作家周敏经过长时间现实题材的创作实践和锤炼后，推出的第一部幻想题材儿童小说，寄托了她创作上的诸多抱负。

博物馆里，与丝绸起源密切相关的、被发现于巩义双槐树村（又称“河洛古国”）的最早的家蚕牙雕艺术品“牙牙”苏醒，尘封多年的记忆，带它回到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它的小主人——女孩小夏，在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后，却在传奇般的境遇中，拯救了她的族人。家蚕牙雕文物与青台遗址、汪沟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共同成为中华农桑文明起源的关键物证。由此，小说复原了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华农桑文明起源的历史细节。

作家在书写日常和构建合理想象之境时，展现出强大的逻辑性和真实感，不仅有小读者们喜爱的故事性、悬念感和饱满的故事细节，在“传奇般的历险”过程中肯定了人的主体解放与自由发挥，也以文学补缺历史，还原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又充盈着饱满想象的农桑文明聚落集群。

家蚕牙雕出现，中华丝帛文明由此开始。当许多愿望、领悟、遗憾在“之后”被觉察到时，时间的重返就成为开启幻境的钥匙。《夏蚕》以“牙牙”苏醒、记忆重回为线索，在构建史前时空的过程中，表达出关涉世界的本质、生命的价值、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结构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等方面的现代思考。

比如，在这个世界中，小主人公小夏所在的英雄部落，正是华夏民族从狩猎采集逐步转向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缩影。然而，变革必然伴随着个体的痛楚和牺牲。小夏的父亲是部落中备受尊崇的“通天猎手”，不甘于“放下武器，做一个农夫”，他制订了独自狩猎的计划，结果在遭遇体形巨大的山猪——“黑风大王”时，因为重伤而辞世。小夏并没有在部落中获得足够的关爱，父母双亡后，部落里没有人愿意收留这个可怜的孩子。但当小夏在山林中无意中听到有部落将对自己的部落发起攻击时，她不顾自己年少体弱，决意救部族出险境，这也代表了幻想世界中崇高而纯粹的道德理想。

如果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更倾向于将文学作品看作是生活的延伸，幻想小说则是自觉拉开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以非经验主义的认知，形成虚构与现实的交织点，写就生活的奇观。小夏和她的两个小伙伴——游历到此的西部部族的阿昆和从南部迁移过来的“大巢氏”的伊洛，在“神鸟”和黑熊的帮助下，成为英雄部落的拯救者。《夏蚕》以小主人公小夏的历险和成长为主线，将种种悬念和巧合交织在一起，故事的发展又不断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形成了阅读上的惊奇和愉悦。

幻想小说的浪漫色彩、自由精神是与儿童的天性相适应的。弱小、孤单的主人公代表的是众多普通平凡、有着各自弱点的少年儿童，他们在自由冒险的幻想境界中，感受到了对战邪恶、拯救世界甚至改变历史进程的“昭昭天命”。幻想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肯定了儿童作为“人”的主体解放，孩子们得以在超验性的体验中达到想象力和心灵的契合，在幻想之境中找到认同感和价值感。

当然，幻想小说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必须建立在真实逻辑与实际生活经验之上，“幻想之境”也要有其运行逻辑——其地理风俗、出现的人物、情节的发生，应与我们认知的常识、因果逻辑相吻合。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诞生了中国的农桑文明、丝帛文明，那么，农桑文明的肇始时期是怎样的？在气候时令、动植物、部落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作家依托考古成果展开了合理想象。比如，部落族人住的房屋，是当时最先进的土木工艺法——版筑法；由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推想出当时的祭祀情景……大量丰富、具体、可感的细节让《夏蚕》为读者带来了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

《夏蚕》借由“牙牙”这枚穿越五千年的蚕雕，完成了一次文明的折返。它让仰韶大地的桑田与丝帛，不再是考古报告里的冰冷遗迹，而是女孩小夏手中紧握的成长信物。当少年的脚步与先民的足迹在幻想中重叠，那段文明肇始的记忆便如夏蚕吐丝般，一丝一缕织就了属于当代儿童的精神故乡。

（作者系《中华读书报》编委、总编辑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