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想象力结晶，中国科幻与其所植根的本土历史经验之间的内在关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如果认同科幻的“中国性”最终都要落实于具体的地域空间这一视角，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科幻文学中一类特殊的“现代性文本”与“西部乡土”之间的复杂纠葛，便尤为引人注目。

21世纪初，在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际，刘慈欣在《科幻世界》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以西北山村小学教师为主人公的科幻短篇小说《乡村教师》。小说讲述了这位教师如何在教育事业和个人生命双双陷入绝境之时，坚持让几位农村孩童背下牛顿三定律，结果这些孩子竟然依靠这一定律，在银河系碳基联邦随机抽取人类进行文明测试时蒙混过关，不经意间拯救了人类文明。随后几年间，刘慈欣又连续写下三个以“大西北”为背景的科幻故事，分别是《中国太阳》（2002）、《人生》（创作于2003年，收录于2010年的小说集《时光尽头》）以及《圆圆的肥皂泡》（2004）。几乎每个故事中，关于“西部”的想象都会与“黄土地”这样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西部文学热”中标志性的美学意象联系起来，似乎提示着长年生活在黄土高原最东端的作者对于这一自然地理风貌的特殊情愫。然而，考虑到刘慈欣所在的山西阳泉在经济地理分区上并不属于“西部”的范围，这种在“表征性空间”中持续想象“西部”的科幻情结便显得饶有意味。

事实上，无论是权威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重要的科幻文学评奖（银河奖、星云奖），还是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梯队和广泛的科幻迷群体，都显示出西部地区在中国科幻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举例来说，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这四位当代中国代表性科幻作家中，何夕生于四川成都并长期生活在四川自贡，其作品中对山居生活的向往正与其科技想象的“田园”意识相互映照；韩松从山城重庆走出，曾写过文章“总结重庆的种种科幻之处”，而他的代表作《逃出忧山》则毋宁说是对乐山大佛奇观的韩松式翻转；戏称自己作品带有“红薯味儿”的王晋康，在西安交通大学度过了自己四年校园时光，并且正是到了大学之后才开启科幻创作的大门。颇有意味的是，就在王晋康在西安交大图书馆内“一期不落”地饱读文学杂志时，他学校里正有一位名叫魏雅华的陕西科幻作家，以一篇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首期头条的科幻短篇小说《温柔之乡的梦》，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被各大主流文学杂志争相转载，一时洛阳纸贵。由此可见，成都、重庆和西安，作为西部地区的三座中心城市，都培养出了重要的科幻作家，至今也是科幻文学创作和产业发展的重镇。

在近代以来中国工业、科技发展史的视野下，中国西部的“科幻因子”，内生于从抗战西迁到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独特发展路径之中。如果说抗战期间的工业建设与文人西迁为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植入了现代性的因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包括童恩正父亲在内的大批科技人才向内陆迁移，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三线建设不仅为西部地区的工业交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以改天换地的激情成为培育科学幻想的温床。无论是1980年代的军事科幻作家宋宜昌，还是《科幻世界》的首任主编杨潇，都曾作为革命先辈的儿女，自小在三线建设的环境与氛围中长大。这种以国防工业为重心，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发展模式，既铭刻着20世纪中国曲折多难的“战争文化心理”，同时也联系着“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探索中追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遗产。这一体现于西部地区独特发展轨迹之中的“中国经验”，形成带有强烈西部地区气质的科幻美学风格，也由此催生出“中国科幻”的典范类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慈欣小说中的西部想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西部经验”的美学呈现：他本人工作了30年的娘子关电厂，正是山西省197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受限于“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选址方针， 三线工厂的建设往往靠近贫瘠偏远之地，而由此形成的西部工程师群落，一方面远离东部大城市的繁华，另一方面又外在于邻近的乡土秩序。这些带着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投入偏远地方事业的人群，往往处于多重“时空差”的张力之中，无论是边陲小镇与大城市之间，还是在国防工业与西部社会现实之间，强烈的反差带来的经验碰撞和思想启迪，使得“落后—赶超”的焦虑成为激发幻想的强劲动力。

由此也可解释《乡村教师》中的主人公，作为在村庄里举目无亲的“外姓人”，为何一方面以“启蒙者”的姿态只身面对周围村民的冷眼，另一方面却又坚定地背离城市的繁华，回到那个他在此度过童年的乡村小学，为西北农村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正是这种献身于偏远之地传播文明火种的激情，使得西北农村的几个孩童在乡村教师坚持不懈地启蒙之下，竟然成为全人类文明精神的象征，代表地球争得了文明世界中的生存权。通过科幻的美学超越，横亘在东西部之间的城市与乡村、先进与落后、历史与未来的区隔，在一种远为宏大的时空尺度下获得了更加灵活而辩证的观照，“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由此诞生。

在一篇回顾创作道路的文章中，刘慈欣曾将《乡村教师》视为自己创作生涯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在这一阶段，他致力于“同时描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灰色的”现实世界与“空灵的”科幻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接触和碰撞，它们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故事的主体。”某种程度上，这种“两个世界”的碰撞与反差，也正好是多种话语复杂的交融与碰撞。而在《中国太阳》中，刘慈欣通过对“西部大开发”时代主题的自觉响应，进一步强化了以科技力量改造和超越“黄土地”的冲动，将空灵奇妙的“梦境”转变为激动人心的“梦想”。

不同于乡村教师的启蒙者身份，《中国太阳》将叙事视角转向被启蒙的一方，以从西北农村走出的农民工水娃为主人公，讲述一个普通劳动者眼中的“星辰大海”之旅。一方面，小说延续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严肃文学经典中以“走出农村”为动力的底层青年奋斗故事的脉络；另一方面，小说包含着科技、国家与普通人的三元叙事结构，将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冲动，在“让普通人上太空”的愿景下转变为对未来发展理念的重新演绎。《中国太阳》延续了《乡村教师》的主题内涵，并通过对“西部大开发”生态改造前景的预先呈现，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经验”的普遍性表达。

作为一种以未来观照现实的方法，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西部想象”，既植根于从西部独特发展路径中凝结的“中国经验”，同时也通过对“未来西部”的畅想，超越了严肃文学对这一题材的表达。这种西部题材的科幻创作，可以提炼为“银河与山村”的叙事结构，在近年来崛起的中国科幻电影中获得新的演绎。无论是改编自《乡村教师》的《疯狂的外星人》，还是《天上掉下个UFO》（2020年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五个短片之一）以及《宇宙探索编辑部》（2021），以西部中国为背景的科幻喜剧片已然形成除《流浪地球》系列之外取得不俗票房成绩的另一种科幻片类型。而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同于刘慈欣笔下的大西北，这几部影片均不约而同地把故事背景放在西南村镇之中。从“荒凉”西北到“魔幻”西南，这种文学题材的扩充、影像空间的转换，似乎标示着短短20多年“西部大开发”的现代化历程中，西部从“前”现代转向“后”现代的历史迁移轨迹。由此看来，中国科幻的“西部想象”仍将在与历史空间的反复对话中不断延续，而其作为“当代西部文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作为打开“中国经验”的一把钥匙，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提供文艺层面的深刻启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