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与父母去大集采买年货，三人被冻得耳根通红。我将货物搬进后备厢后，忙钻进驾驶室打开热风。其实楼下就有银座超市，母亲却认为集上的菜肉更新鲜，尽管她也说不出理由。生活中，有固定搭配答案、我却不能理解的问题并不少，比如，春天总与温暖配对造句，但春节为何是在冬月？还有大家见面常说“新春快乐”，春节却比往日平添了诸多活计、劳累和言不由衷的应酬，是真的快乐吗？每次这么出神想着，长辈们会当我父母面夸，小小年纪就会思忖事儿了，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在背后讥笑，又呆了，还不及大良（我父亲）的十分之一，见面都不会说一声过年好。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另有三个妹妹；母亲是大姐，我还有四个舅舅和两个姨妈。且不说平常日子，只春节之前，亲戚们如候鸟从各省飞回老家、在我家聚合的这一天，就是我心中一个难挨过的坎儿。亲戚上门，我会躲进卧室，但无论写作业还是假装睡觉，客厅的声音总能清晰地传进耳朵。多数时候是声调浮在半空的绕弯子，然后突然安静下来，母亲陡然提高的质疑声是落到油锅中爆开的第一滴水，最终聚会总是以吵架结束。有次姑父与父亲在客厅吵了起来，表姐钻进里屋，展出尴尬的笑容。我们都没有提及屋外两方家长的争吵，只随意说笑了一会儿。他们走后，父亲开始斥责我，缘由我已记不太清，大概是姑家与姨家的利益纠葛，父亲是牵线人，出了两份力气，两边都没有落好。想来，即便是现在，我也无法厘清亲戚间纷杂的关系，没办法从与表姐的谈笑想得那么远，更无法理解父亲为何要掺和每一家亲戚的家事。

吵得再凶，第二天拜年，大家仍旧笑盈盈祝福对方“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彼时的我已然从昨晚那些虚伪的音调里察觉到了所谓的“年关难过”。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关注父母的“年关”到底是如何难过的，倒是自己，确实是讨厌冬月和过年。除要见到那帮嗓门惊人的亲戚，还意味着要在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回老家一住半月。铁床冰凉，需穿厚秋衣秋裤，甚至套着袜子才能慢慢将被窝焐暖。母亲将热水注入葡萄糖注射液的玻璃瓶内，先在被窝里滚两遍，熨掉渗入棉褥子中的寒气。但我睡梦中常会将玻璃瓶一脚踢下床，啪一声惊得自己一个激灵。母亲披衣从隔壁房间过来清扫玻璃碴，我想她难道不冷吗？我宁愿憋尿一整晚，都不愿掀开被窝一条缝。

腊月二十九早上，天光刚亮，便要起床去帮奶奶家大扫除。好在昨夜事先将棉衣垫到了脚底，这样早起就是暖烘烘的。这小小的一份经验，让起床的痛苦减轻不少。奶奶患糖尿病数年，后几年各种并发症齐齐上阵，脚已经肿得无法穿上棉鞋。母亲只得用剪刀将鞋帮剪开，才能勉强给她套上。母亲在里屋收拾卫生，奶奶坐在门口的轮椅上，与回乡过年的邻里绘声绘色描述母亲将她的鞋剪坏的事情。我为母亲的操劳不值，却也记得奶奶糊涂之前疼爱我的往事。贴完对联，奶奶招呼我过去，将一百块钱塞到我手里说，过年了，过年好啊，又长了一岁。

抵触过年，或许是在恐惧长成父母的模样，被无数根牵绳系在脖颈上。大年初一不迎客，是一家人新年里唯一一天轻快的日子。拜完年，父亲会缩在炕上睡整整一天，我坐在炕沿看重播的“春晚”，偶尔看到父亲熟睡的躯壳，小小的一团，若甲壳虫一般，实在无法将其与日常气势如牛的父亲联系在一起。初二，姑姑、姑父、表姐和姐夫聚集在奶奶家，几家人要热闹到天黑才离去，可父亲母亲的难关才刚开始。初三到初七，是舅舅和姨上门走动的日子，同样的菜，同样的寒暄，同样的劳累，同样的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的招呼，要重复上演五六遍。我时常会思考什么时候才能没有亲戚上门，母亲跟我说，开春就好了。好像过完这个年，天气就立即变暖，奶奶的病会有好转，亲戚们也会一哄而散。年像一块橡皮，会将去年发生的一切苦难和不堪都一抹勾销。

熬过年去，我回济南上学，父亲在母亲和朋友的劝说下决心离开老家，在距离我学校17站公交的一家雕刻厂寻到了工作。母亲很开心，似乎春天真的给我家带来了新容。周末我乘公交去父亲工作的工厂看他，济南的春天比老家来得更早一些，柳枝缀满了嫩黄的芽片，绿化带里不知道什么花已经开放。工厂大门外有两棵碧叶繁茂的蔷薇，我拍了一张照片，用彩信发给母亲。父亲正在收拾工作间的切割刀片和打磨钻头，其他工人偶尔瞥我几眼，又低头继续雕刻眼前的石材。十八岁的我坐在那里，看着四十多岁的父亲，恍似家长看孩子终于踏上了正轨一般欣慰。春度春归无限春，今朝方始觉成人，那天的午饭我抢着付了钱，回去的路上，没有等到母亲给我回消息。那次之后，我也再没有去过那家工厂。

父亲在济南没干几天就辞了职。奶奶的并发症在新添和恶化，全天都离不了人了。几个姑姑都有工作，无法侍候。无论母亲如何抱怨，病床上的，终究是父亲他自己的母亲，而他必然会是久病床前的孝子。有段时间，我也曾想提笔写一写父亲，但他的形象过分空洞，只有几个中华传统美德目录里的美好名词可以一笔概括。奶奶在那个暮春呼吸熹微，我从学校赶回去，在我童年曾跳上跳下的矮土炕上，奶奶的喉咙里插着氧气管，眼睛紧闭，艰难地往外一口口吐着浊气。亲戚们站在人群外议论，医生宣布无法继续治疗了，父亲坚持从医院租了吸氧机，请医生来家里给奶奶插食管，尽管氧气与米粥都已经无法进入她的身体。事后母亲曾严肃地交代我，如果将来她倒下了，千万不要去尽那些徒劳的孝心。或许是有用的，我说，一方面为了安慰父亲，另一方面好像是回答母亲。如果是我在父亲的情境里，我还没有想好会不会直接放弃。我问父亲将来愿不愿意“遭受”这样的孝心，父亲说，我不会让你经历我所经历的这些。

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奶奶终究是享福的，在儿女们的注视下，留在了那个春天。我们一家也终于离开了那个村子。城市里的春节与乡村相比，少了诸多程式化的仪式。最近几年我都会将父母接到济南过节，亲戚之间的走动几乎被斩断。但父亲总住不习惯，过完正月就念叨着要回老家。他说过年吵也好，冷也好，总归年是好的，没有理由的好。或许一切苦难都是我的揣测与臆想，那些年春节冬月里的冷，从未伤害到他，那就是他的生活。他盼望每年的春节，亲手将诸多家庭又系成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是古人的结绳记日，一年年、一春春，被结在父亲的人生上，是一个个被记录下来的价值锚点。

2026年春节刚过去半月，父亲便吵嚷着要回老家。开车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济南路边的柳树还未发芽，绿化带里也只有墨绿的冬青。我想起多年前从学校坐公交去往父亲工作的工厂的上午，一厢情愿地认为那天就是属于父亲的暖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