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写给谢望新的信 广东文学馆 藏

广东文学馆当代文学展厅拐角处的展柜里，有一封手写信，纸张微微泛黄，边缘有些磨损，行书略带草书的书写风格，给辨识增加了难度，鲜有观众驻足于此。

眼球经济时代，别说来馆参观的观众了，在这里工作快两年的我，在展厅里走过不知多少个来回，也没想着仔细研究一下这封信究竟写了什么。后来，领导安排我做宣传工作。一个文学类博物馆，该怎么宣传？我想，挖掘馆内展品背后的故事，或许是一个方向。

这封信的故事，文学圈或许无人不知，但对我，一个从媒体转行不久，初涉文学工作的新人，还是第一次了解。了解的过程，不是听人讲述，不是在某篇文章中看到，而是像“侦探”一般，循着信中的蛛丝马迹，还原出整个故事。

西北寄往东南的八封信

第一条线索是摆放在展厅的那封信。这封信第四段开头，提到了一个我熟悉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在您之前，《花城》没有任何人和我本人联系过，在此之前，除您以外，我并不认识刊物其它同志。这几年中，您本人和您托李炳银多次写信向我约稿，因当时手头没稿，未能答谢您的好意，此次稿件能经您手发表，我们已很满意，也了却一桩心事。

印象中，《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浸着陕北风沙味的小说，与我如今工作的满是湿热气息的广州隔着万水千山，这本书跟广东有什么关系？这封信又是写给谁的？带着疑问，我仔细辨认信中的字迹。

信是写给“望新兄”的，落款是路遥，时间是某年的8月23日。路遥的名字因《平凡的世界》而家喻户晓，“望新兄”是谁，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带着满脑子问号，我联系了负责藏品的同事，原来，路遥口中的“望新兄”姓谢。信是谢望新捐赠给文学馆的，共八封，除一封陈列在展厅外，剩下七封保存在藏品库房。

藏品的捐赠者谢望新，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早年任职《南方日报》记者、编辑，后历任花城出版社理论编辑室主任、《花城》杂志副主编，2000年后主编《作品》杂志，算是我的老领导。

只不过他任职的时候，我刚上小学。那时的广州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每天新闻联播之后出现在天气预报中的陌生城市，炎热、多雨。我在西北长大，直到后来到南方工作，我才知道，炎热这个词并不准确，应该用湿热，黏黏糊糊，闷得透不过气的感觉，是西北人没有过的体验。

为了搞清楚路遥给谢望新写了什么，《平凡的世界》又跟谢望新有什么关系，我麻烦同事帮忙找出保存在库房的七封信。

跟摆在展厅的那封一样，眼前这七封信，每一封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磨损，有的边缘卷了角，个别信纸上生出了零星的黄色锈斑。我小心翼翼地将信摊开，逐一拍照，指尖触碰到信纸的时候，生怕力道过大，毕竟这些比我年纪还大的信纸已经发黄发脆，经不起折腾了。

正式开始整理的时候，我才发觉，我低估了整件事的难度。我本以为，这八封信就像八块散落的拼图，只要将其按时间顺序排列，就能推测还原出一段完整的故事。没想到，光是看清楚信的内容，就花了我不少工夫。路遥的字多为连笔，其中夹杂着不少简化字，信中还有不少涂改，识别起来有点吃力，实在认不出的，就只能联系上下文猜个七七八八。

终于把这八封信的内容“翻译”成电子版写在文档里之后，新问题又出现了。这八封信中，只有一封落款时写了年份（86.7.7.西安），其余的落款只有日月，具体年份不详。好在有几封信上，有人用铅笔标注了年份，我猜有可能是谢望新后来标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广东省作协的老师在整理藏品时做的标记。按照铅笔的标记，我尽可能地将八封信按时间排序。没有标记排不准的，就先暂时放到一边，之后再根据信中提到的关键事件来判断。

从同志到朋友

1983年的第一封信，是路遥和谢望新二人缘分的开端。

谢望新同志：

您好。

《文艺报》李炳银同志曾转告过您向我约稿的意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目前手头无稿，等有了稿子，一定寄上请指正。

我们这里《延河》编辑部的白描同志写了一部中篇，属于比较“洋”一点的东西，内地刊物不一定欢迎，他很想让你们看看，现寄上，望您给看一看，如不宜在贵刊发表，就寄还他本人。

《花城》在内地影响也很大，祝你们诸事顺利！

致敬意！

路遥 3月1日

从“谢望新同志”这个称呼上不难看出，那时的路遥和谢望新并不熟识，语气里满是客气与拘谨。信里没有多余的寒暄，除了感谢约稿，就是推荐同事的作品，还特意标注那是“比较‘洋’一点的东西”，想来是知道《花城》当时或许更偏向这类风格。

到了1986年7月7日的信中，称呼从“谢望新同志”变为“望新兄”，这一年也是路遥《平凡的世界》在《花城》杂志第6期发表，作为重点作品以头条推出的一年。

望新兄：

您好。

电悉。十分感谢您的特别关照，使得拙作能以如此优厚形式与读者见面。在陕期间，友谊之情难以忘怀，如方便，希望您常来西安，也希望您带许多人来这里参观。

稿件发表一事，就由您全权处理，以不为难您为前提。另外，是否可以在文后括号内排一句“全书共三部，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字样？主要意思还是宣传广告的性质，如您以为不必要，就算了。

很关心您的工作情况的变化，如方便，可告知一二。忠心希望您诸事顺心！

我明天即去陕北，给第二部做准备工作。大概得一个多月时间，十月份从西德返回后，就可以全力投入工作，您有什么事要联系，信就寄陕西作协，很快就会转到我手里的。您如在陕有什么事要办，请打个招呼，一定会全力以赴。

希望不久我们再能见面。

因赶路，先写这一点。您有什么事，请给我写信。

致 远方的敬意！

路遥 86.7.7 西安

在这封信中，路遥改称谢望新为“望新兄”，褪去了1983年的客气与疏离，多了几分亲近与信赖，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在陕期间”迅速升温。从编辑和作者，到称兄道弟，在陕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1986年春天，路遥历经四年艰苦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接连被《当代》杂志和作家出版社退稿，这是路遥始料不及的。

路遥的好友、评论家李炳银知道后，帮他把作品推荐给广东的《花城》杂志。对于路遥这位写出了《人生》这样优秀作品的作家，《花城》主编李士非格外看重。于是，他委派副主编谢望新奔赴西安面见路遥。

我能想象当时的场景，西安的春日或许还带着几分余寒，宾馆的房间里，谢望新翻阅着厚厚的手稿，字里行间的泥土味、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一点点走进他的心里。彼时的路遥，经历了多次退稿的打击，心里或许满是失落与忐忑，他不确定，这位从遥远的广州来的副主编，会不会也像其他人一样，否定他的作品。

谢望新没有让路遥失望。他逐字逐句读完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没有被当时文坛的潮流左右，也没有被其他杂志、出版社的退稿意见影响，反而坚定地告诉路遥，这部作品有温度、有力量，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这份认可于路遥而言，无疑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多次退稿的挫败感，让他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能力，而谢望新的肯定，不仅让他重新拾起信心，更让他得到了久违的理解。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路遥在后来的信中，会反复提及“在陕期间，友谊之情难以忘怀”，并主动邀请谢望新常来西安做客，直言“您如在陕有什么事要办，请打个招呼，一定会全力以赴”。短短几天的相处，让两人的情谊迅速升温，从客气的“谢望新同志”，变成了亲切的“望新兄”。

谢望新从西安返回广州后，立刻向主编李士非汇报了情况，力荐《平凡的世界》，发表时还将路遥的近照刊登在头条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谢望新那次陕西之行，如今家喻户晓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可能就会推迟面世。

展厅里陈列的那封信，正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发表后写给谢望新的感谢信。信中那句“此次稿件能经您手发表，我们已很满意，也了却一桩心事”，言语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路遥的感激与释然。

他或许从未想过，在作品屡屡碰壁、无人问津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不远千里，从广州飞往西安，只为见他一面，读一读那部被几家杂志、出版社拒绝的手稿。

愧疚不安与难以言说

本以为到这里，故事会有个圆满的结局——《平凡的世界》经由《花城》头条发表后，青年作家路遥再次名声大噪，获得文学界称赞。他再接再厉，完成剩余两部的创作。可现实却打了路遥一记闷棍。

资料显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虽然问世了，但评论界和读者们的反响却是冷淡的。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花城》《小说评论》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在京和陕西的部分评论家们应邀参加了讨论。会上，除三位评论家给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评论家则持尖锐批评的态度。

对此，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平静地回忆道：“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我国几位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

座谈会上，被否定的不仅是路遥的作品，还有谢望新作为一个编辑对稿件的辨识能力。后来，路遥再次写信给谢望新，不难想象，他是在何等的愧疚情绪里写下这些文字的：

望新兄：

您好。北京分手时，也没送送您，实在对不起。座谈会在您的鼓动和操持下开得很成功，我将永远难忘。因为我们这里的诸种问题，在经济方面可能给您造成了一些为难，这使我十分不安。因这是为我而开会，我实在不好开口，请您能谅解这一点。

从北京返回后，除过春节几天在家，我一直在外面搞第二部。现第二部已全部搞完（初稿）。我本月二十日即起程去西德，大约四月上旬返回西安，到时即可着手第二稿的工作。二部全部完稿大概到了六月或七月上旬。在这其间，能否继续在《花城》发表，希望您能提早给我个意见。咱们已是很了解的朋友了，请您千万不必为难，如若那边有困难，我好及早联系其它刊物。

……

颂大安！

路遥 2.18

我反复品读这封信，每一个字都透着路遥难以言说的愧疚与不安。那句“实在对不起”，看似是为北京分手时未能送谢望新而致歉，实则藏着他心底更深的歉意——他清楚地知道，谢望新是因为自己、因为《平凡的世界》，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压力。

路遥刻意夸赞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不愿让谢望新的付出付诸东流，不愿让这位为自己挺身而出的朋友，再因作品的冷落而心生失落。他知道，谢望新操持这场座谈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顶着各方压力只为给《平凡的世界》一个发声的机会，这份心意他不能辜负，也不敢辜负。

即便满心愧疚，路遥也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在信中平静地告知谢望新，第二部初稿已全部完成，他即将启程去西德，返回后便着手修改。语气里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只有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他知道，唯有把作品写好，不辜负谢望新的支持与付出，才是对这份情谊最好的回报。

而关于第二部能否继续在《花城》发表，他更是处处为谢望新着想，反复叮嘱“千万不必为难”，如若有困难，自己会及早联系其他刊物。他不愿再因为自己的作品，让谢望新继续陷入两难。

路遥完成第二部修改，并托人将手稿捎给谢望新后，他写了封信，信里直言“二部几乎投进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我自觉出尽了力，稿件头天完，身体第二天就垮了，心力衰竭，气力下陷，整天服中药”，字里行间满是疲惫。

到了1988年1月29日的最后一封信，路遥的疲惫与寒心愈发明显。

望新兄：

您好。

我因在延安住了一大段时间，上榆林才见到您信，因此迟复了。

十分高兴您的乐观情绪，不必计较一时的升降沉浮，人生就是这个样子，重要的是，我们热爱生活，永远不丧失饱满的激情。此处有所失，别处也会有所获。您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也知道您经历过严峻生活的考验，因此我相信您会泰然处之。

我刚回西安，接李士非一封信，告我二部春节后方可发稿。今又接《花城》一电报，要我一张照片，不知是否为发稿用？反正就这个样子了，能发出也就可以。我深知您在此间的难处。

我为这部作品整整耗费了六年时光，头发白了，身体垮了，但我觉得文学界对这个作品采取了不屑的态度。我寒心，但不会因此而改变我自己的态度。三部初稿总算完了，准备略休整一下，再进行二稿。估计最迟六月份肯定全部完了。

我真想痛哭一场，这部作品的完成实际上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赌博。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我其它什么也不愿想，只盯着最后的冲刺线。

三部的发表，看来在《花城》出版社是困难重重，我准备改换门庭，我再不愿给您增添麻烦，您为我已经做了够多了，我会永远不忘。我是一个珍重友情的人，永远记着自己生活道路上朋友给过的支持。当然，我也很伤感，本来指望三部在一个地方发表，这样会给读者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印象。

我目前只剩最后结局的两三章，想在十天内完成。

如有信，可寄单位。

致朋友的敬意！

路遥 元月29日 西安

路遥在信中直言“我为这部作品整整耗费了六年时光，头发白了，身体垮了，但我觉得文学界对这个作品采取了不屑的态度”，坦诚自己“真想痛哭一场”，称这部作品的完成“实际上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赌博”。这份脆弱，他毫无保留地写进了给谢望新的信里。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提出《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准备改换门庭”，不愿再给谢望新增添麻烦。一句“您为我已经做了够多了，我会永远不忘”道尽了感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当代名作曲折的发表之路。

扎根土地的坚守

从1983年到1988年，五年，八封信，记录了《平凡的世界》从屡遭退稿到得以发表的艰难历程，记录着路遥从创作发表无门到作品遭遇冷落的心境变迁，更记录着一段跨越南北，始于文学、终于信任的深厚情谊。

感动之余，我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些疑问：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作家决定“以生命为代价”去写作？一部小说，写到“头发白了，身体垮了”真的值得吗？明明在写给谢望新的第一封信里，路遥就知道《花城》偏爱“洋”一点的作品，可他为何偏偏要逆着潮流，去创作一部在当时的文坛看来慢、啰唆、一点悬念也没有的作品？

后来，我读了陈泽顺的《路遥生平》，文中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连内裤也没得穿。他到《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

这让我联想到《平凡的世界》开头，孙少平去打午饭的场景：“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馍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得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

路遥写孙少平的窘迫，写孙少安的艰难，写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刻意煽情，而是记录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却始终挣扎着想站起来的普通人。

路遥之所以宁愿赌上自己的生命，也要逆着文坛潮流创作这部浸满泥土味的作品，根本原因是他要写出黄土地上的执着与追寻。他所生活的陕西，不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没机会领风气之先。“洋”的东西好是好，但离他熟悉的黄土地太远，离那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太远。

路遥7岁时因家庭贫困被过继给大伯，从小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摸爬滚打，饥饿、窘迫、卑微，这些都是他成长中无法磨灭的印记。他见过太多和孙少平、孙少安一样的少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衣衫，却在平凡而艰辛的日子里坚守着善良，努力地生活。

路遥口中“以生命为代价的赌博”，赌的不是作品能否获得文坛的认可，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赌那些藏在泥土里平凡人的故事能否被看见。他耗费六年时光，熬白了头发，拖垮了身体，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为了给那些和他一样在苦难中挣扎的普通人，留下一份属于他们的记忆。

好在这一次，路遥赌对了。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中，李野墨用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开始讲述《平凡的世界》。130天连续播放，《平凡的世界》直接受众达3亿之多。

从城市到乡村，从厂矿到学校，无数人围坐在收音机旁，聆听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这部被文学界冷落的作品，获得了亿万普通人的认可与喜爱。

随着电台连续播出，这部曾屡遭拒稿的作品，竟然迎来了供不应求的盛况。出版社只好不断加印，从最初的3000册，一直加印到几十万册。

1991年，《平凡的世界》斩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是对路遥六年坚守最好的安慰。遗憾的是，1992年11月17日，年仅42岁的路遥积劳成疾，在西安病逝。

如今，再读这八封泛黄的信笺，回想路遥的六年坚守，我心中的疑问已被深深的敬佩与感动取代。路遥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迎合潮流的产物，而是扎根土地、忠于初心的坚守。一部作品的价值，从不取决于一时的热捧或批评，真正的作家不是追名逐利的浮躁者，而是心怀悲悯、为普通人发声的践行者。

这八封信不仅记录着一段跨越南北的知遇之恩，更记录着一份纯粹的文学信仰。它们藏在广东文学馆的展柜里，藏在时光的褶皱里，等待着每一个愿意驻足的人去发现，去读懂，去感受。

（作者系广东文学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