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的文学生涯，跨越现代和当代；吴伯箫的文学实绩，涉及文学教育和散文创作。自1925年在大学求学期间“开始用白话写作”以来，他一生都在散文的艺术领域里默默耕耘，不懈劳作，不同时期都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成为半个多世纪里始终保持孜孜不倦的探求姿态的散文大家。
吴伯箫谈到自己的散文时，曾说道：“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这一自谦式喻比，却也道出了吴伯箫散文的艺术真谛：无花果，不务虚，只求实；不见花，只结果。吴伯箫的散文确有如此相似的品格。它素朴自然，没有构思上的矫揉造作；它蕴藉深沉，没有内蕴上的显露浅薄。它总是以丰富深厚的内涵发人深思，又总是以隽永深邃的情思引人遐想。它像无花果一样，没有争奇斗艳之意，只有默默奉献果实之心。
教育事业中坚持文学写作
吴伯箫晚年在回忆自己的散文写作时曾说到，自己早期的一些作品，“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的同志说是‘不务正业’”。这种自谦式的夫子自道，其实也是一种真情陈述。吴伯箫早年“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他自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始终听命于组织的分配，坚决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行政工作，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履历和主要旋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吴伯箫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就回到山东原籍，先后在济南乡村师范任教师，在莱阳乡村师范任校长。自1938年4月，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之后，从事文化教育战线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成为他此后所从事的主要职业。
延安时期，吴伯箫先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他以业余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随后到张家口，任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之后又到东北，任东北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1949年7月，他赴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就任东北教育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前身）副院长。1954年调至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兼任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所长。1969年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整风运动中被错误处理。“文革”之后的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81年当选中国文联理事。1982年因病逝世。
由以上的经历可以看出，吴伯箫从西北到华北，从东北到北京，辗转过不少地区，调换过许多单位，堪称“革命事业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光辉典范。这些职位与经历还告诉人们，吴伯箫的主要工作，一直都是文化教育行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散文写作之于他，确属正业之外的“副业”。而他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都一直坚持散文写作，并在不同时期都有佳作力构面世，实际上也与他始终不脱离工作、不疏离生活密切相关。工作与生活，给他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与无尽的动能。
很有幸，我与吴伯箫先生打过一些交道，并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伯箫先生恢复工作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我当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文学研究所同在建国门外的日坛路六号的一个院子里办公。那个时候，我读了吴伯箫先生的一些散文，对他很是敬佩和仰慕。偶尔看到他那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过院子的伟岸身影，很有一种寻机拜访他的冲动。一次我大着胆子去找他，提出了一些文学写作问题向他求教。吴伯箫先生放下别的事务，以和蔼可亲的态度热情接待，耐着性子作答。有时看他实在太忙，我就把一些问题写成条子留给他，他先后都给我认真回复了。如此的信件往来，大概有三四次之多。后来才知道，他那时除去文学所的种种公务，还兼任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担子很重，事务繁多。我的不期而至的造访与求教，其实都是打扰。由此，吴伯箫先生就更令我敬重不已，至为感念。
散文创作领域的无尽探索
吴伯箫在散文写作方面，是有自己的想法与追求的。他谈到早年的创作意向时说道：“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及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他朝着这样的总体方向，一方面坚持孜孜不倦的艺术探求，一方面因时因地制宜地自我调整，至20世纪30年代，已在散文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40年代，走向散文写作的相对自由的境界，成为现代时期散文领域里风格独具的重要一家。
吴伯箫自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就开始了散文写作，并在京津报纸副刊上连续发表作品。经过这段时间的写作历练，到30年代初期，回到山东在济南乡村师范等地任职时，创作了以儿时的乡村记忆为题材的作品，借以寄寓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祈念，宣泄对于黑暗世道的愤懑与不满。《羽书》收入的《马》《海》《荠菜花》《岛上的季节》《我还没见过长城（惊沙坐飞之二）》等篇什，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马》由马串联起乡村生活的热闹景象，表达自己的乡土情愫；《海》描写作者所喜欢的海滩、海潮、海风、海雾，写得气象万千，令人神往。《我还没见过长城（惊沙坐飞之二）》由北京的名胜古迹说到万里长城，尽情抒发作者对于长城的崇敬、向往和思念，通篇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战斗激情。这一时期的作品，逐渐显露出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个性追求，那就是在追求内容的诚挚与真切的同时，尝试和运用适于内容表达的艺术形式，逐步形成一种以小见大、由朴见真的艺术风格。
1938年4月，吴伯箫经过多地辗转终于到达延安，投身于革命的熔炉，深入到抗战的前线。环境的变化与情感的转化的双重变迁，使吴伯箫的散文写作随之发生变化。他在戎马倥偬的间歇写就的作品，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新的样貌。写作于这一时期的《记乱离》《夜发灵宝站》《神头岭》等作品，均为抗战生活的内容，并带有纪实叙事的特点。如《神头岭》由漫流河听戏、月夜里行军、老百姓的叙说，描述了八路军129师386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的战斗情形，歌颂了八路军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较之以往，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具有“大我”的意味与时代的气息。
1942年5月，吴伯箫应邀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聆听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场座谈会和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对于作者的精神世界的改造与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吴伯箫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子，使他的散文写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表现出新的进取与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黑红点》《出发点》等系列散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着力于延安和边区的新人、新事、新风景的描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的领导和延安军民的崇高敬意和深挚情意，以及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自豪心情。如《出发点》着意描述从延安出发的意义所在：“从此出发，中国有了广大的解放区”“从解放区出发，我们看得到全国。”广阔的胸怀，坚定的自信，都溢于言表。而艺术表现方面，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品，在以往以小见大的艺术程式之上，又呈现出看取生活高瞻远瞩，提炼题旨大处着眼的新高度与新趋向。
以优秀篇章助力语文教学
吴伯箫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由东北调到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并主持语文教材的编写和从事文学教育工作。这一时期，他的本职岗位任务繁重，工作繁忙。他既要与叶圣陶社长“经常讨论语文教材的编撰”，还要“审稿子，改稿子”，“全力投入，一丝不苟”。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学习》编委等职务。但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个时期，吴伯箫在散文创作上连续推出新作，广泛获得好评，又登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蓬蓬勃勃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激发了作者极大的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则是长期的生活积淀与情感沉淀，让作者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上，都有了更多的写作资源与很大的艺术自由。吴伯箫谈到他这一时期的写作时，曾写道：“回到延安写战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高尔基写《我的童年》不是在他过流浪生活的时候，而是在他蜚声世界文坛之后。现实生活，有些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些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写前天，二十年后写二十年前。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景》之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久。”想写又不轻易去写，直到酝酿成熟才去动笔，完成之后再等待时机发表，如此长久的生活积攒、持久的情感沉淀、不断的艺术打磨，使得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都是厚积薄发、博观约取的成果，因而读来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咀嚼。
吴伯箫这一时期以延安生活为内容的散文，先后有《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延安的歌声》《窑洞风景》等接踵而来，形成了佳作联袂的喜人景象。《记一辆纺车》写他对留在延安的“一辆纺车”的回忆与怀念。作品记叙了作者从学习驾驭纺车，到掌握纺线技术的经历。纺车提供了劳动的实践，带来“劳动后收获的愉快”，作者与纺车产生了“骑士对战马的感情”。作者讲述了自己从不会到学会的过程，从“恨”到“爱”的转变，还讲到纺车在“自力”方面的好处、在“丰衣”方面的贡献，以及纺线竞赛的热闹场景和集体劳动的精神风貌。在这样细致的描写中，“一辆纺车”活了起来，成为劳动的象征、精神的符号。《菜园小记》记述了作者在延安时与两位战友一起经营一块菜园的故事。在这块只有二三分地的菜园里，他们松土、下种、施肥、浇水，学会了种菜，享受了乐趣，更收获了韭菜、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多种蔬菜。作者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这块菜园承载的希望与生机，带来的收获与乐趣，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大生产时期的历史场景。《延安的歌声》则记述了从大生产到报告会，延安所盛行的“唱歌风气”。歌声“从心里流出来”，“又唱到人们的心里”，简直成了“歌的河流，歌的海洋”，“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延安》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讲述了作者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家”的学习与工作，生活与劳动的感受，以及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历练与成熟。作者的亲身经历，加上“三年八路军，生铁变成金”的谚语，使得“延安是革命的熔炉”的结论不证自明，令人格外信服。
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相得益彰，《记一辆纺车》等作品在文坛内外引起高度好评和广泛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起，《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作品就被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入，成为助力青少年学生学习语文和健康成长的经典作品，在语文教学与育人成长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素雅含韵的艺术启迪
吴伯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散文写作中，既持守着积极有力的进取姿态，又保持了持久不衰的创作活力，为读者奉献了常读常新的精品力作，为现代当代的散文写作谱写了精彩的艺术华章。他的独特而出色的创作实践，也为散文写作乃至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吴伯箫散文写作的艺术特点及其主要成因与基本经验，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观察。在我看来，尤以三个方面的成因与经验最为凸显也更为重要。
第一，与生活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吴伯箫从早年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到后来供职于文化教育行政部门，始终都处于紧张而忙碌的工作状态。教育行政工作本身就是生活之一种，而吴伯箫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都高度重视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了解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动，并在接近与观察中，体察人民生活的内在滋味，把握时代生活的内在律动。他早年记述儿时乡村记忆的作品，无论写马、写鸡，还是写山、写水，因为都有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独到把握，都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后来描写抗战生活和延安往事，都是从小人物、小纺车、小菜园写起，由小见大，以微知著，由一个个感人的小细节与微情节，来表现劳动的乐趣，揭示人生的哲理。可以说，他对于现实的深入了解，对于生活的深沉挚爱，使他的作品有了坚实的内容基石和深厚的情感支撑。丰富而厚实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吴伯箫散文作品的内容鲜活与意味隽永，使人读来亲切生动，读后回味无穷。
第二，写作的要点在于“回味”的过程。吴伯箫的散文，不同时期都有颇具影响的力作，但评价普遍较高、影响也较为深远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作的反映延安生活的散文作品。在谈到自己为何“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的问题时，他所写的“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一席话，既是在解释自己“二十年后写二十年前”的原委，也是在阐明创作者需要对所占有的生活进行一番“回味”的道理。这样“回味”的过程，既是反刍的过程、酝酿的过程，也是提炼的过程、升华的过程。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作品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厌，历久弥新，就在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思想的浸润、艺术的蒸腾，写作水到渠成，作品瓜熟蒂落，而且细节更典型，内容更深邃，意蕴更丰沛，题旨更凝练，作品所蕴含和所呈现的，都是岁月的精华与历史的缩影。这样经历了较长时间“回味”过程的作品，一出手就如同开启了封存20年的原浆老酒，醇香浓郁，回味悠长，沁人心脾，醉人心扉。
第三，朴中见色的文风。吴伯箫特别重视文风的问题。他在《文风不是私事》一文中，讲到“好的文风”的三个要点：“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之后，他还有一个总体性要求：“做到深入浅出，令人百读不厌。”如许的文风论述，其实都是经验之谈。吴伯箫早期的散文，侧重于借物说事，以事抒情；后期的散文，偏重于以事述史，以史说理。但就其艺术风格来看，是在不断地走向平实与素朴，具有平中有奇、淡中有浓、轻中有重、朴中见色的鲜明特点，可以说是摒弃浮华，返璞归真，洗尽铅华，含英咀华。显而易见，这种素雅含韵的艺术境界，一般作者很难达到，因而弥足珍贵。
回望吴伯箫的创作生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不同时期的呕心沥血之作，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社会从现代到当代的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的许多重要画面，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个追求革命和执着艺术的知识分子，以自己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默默奉献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成为人们所喜爱的杰出散文家的奋斗历程。这一切，都是吴伯箫留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文学遗产，也是激励和助力我们努力攀登新时代文学高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他也同这些文学遗产、精神财富一起，活在我们的思念里，活在人们的阅读中。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