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艺术诞生以来，艺术自律与艺术介入便构成一种富有张力的对话关系。常培杰的新著《自律辩证：现代艺术的理论空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通过对现代艺术史的深度梳理，以阿多诺批判理论为核心线索，在整合康德、格林伯格、比格尔、丹托等诸多理论家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艺术自律与艺术介入的辩证关系，进而探讨了现代艺术的本质问题。

该书分为“艺术自律”“艺术介入”“艺术本质”三编，表面上是对三个独立论题的分别探讨，实则揭示了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正如作者在全书开篇即点明，现代艺术史是一部“艺术自律的辩证史”，有其正题（艺术自律）、反题（艺术介入）和合题（因自律而介入）。这一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困境，更成为全书展开的理论主轴。作者指出无论自律艺术还是前卫艺术，都是现代艺术这一矛盾统一体的内在构成要素。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既在不同方向上展开探索，又在深层逻辑上相互掣肘。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角力中，现代艺术获得了自身演进的历史动力。

更为关键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自律与介入的二元辩证，而是将艺术本质问题重新纳入现代艺术理论的核心议程，并揭示其与自律、介入辩证关系的内在关联。在当代艺术理论和批评话语中，“本质主义”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从前卫艺术对艺术边界的爆破，到后现代理论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艺术是否具有永恒本质、是否可以被定义，已然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者并未因前卫艺术的冲击而放弃对艺术本质问题的追问。作者的处理策略是：在形式上接受丹托的观点，承认艺术并非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之物，而是随着历史语境不断重构；但在本体论层面接受阿多诺的观点，即坚持艺术有边界，即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形式自律构建 “外在整一、内在有机的审美形式”，以保持对现实议题的反思能力。这种调和性的本质观既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僵化，又拒绝了相对主义的虚无，为理解当代艺术的多元形态提供了辩证视角。

该书重新梳理了从19世纪唯美主义到20世纪前卫艺术的发展脉络，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理论家的观点，形成了一幅现代艺术理论的“星丛”图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对阿多诺与格林伯格艺术自律观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考证，厘清了二人在美国的真实交集，更深入辨析了其理论立场的根本差异。阿多诺的艺术自律观是辩证的，既坚持艺术自律又强调艺术介入。而格林伯格则专注于艺术形式的纯粹性。同时，作者提出“丹托之后的阿多诺”之思。通过一系列比较，作者找到了探讨艺术本质的可能路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的解释力。作者始终立足于当代艺术实践，以辩证自律的理论视角介入当下艺术批评。面对21世纪以来中外当代艺术领域介入艺术蔚然成风的态势，作者保持了冷静的批判距离。他尖锐地提出，许多所谓的介入艺术实际上是一种“弱化的介入”。这些作品往往忽略了自律维度的重要性，为了追求与大众的融合或直接的社会效用，主动放弃了艺术的“间离效果”和形式难度，沦为一种观念的表演。如果艺术完全放弃了形式自律，直接等同于社会行动，那么它就丧失了艺术特有的魅力，变成了他律的工具。作者提出了“形式化的介入”作为理想范式，强调真正的社会介入必须通过独特的审美形式来实现。这一观点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具有很强的纠偏作用。它要求批评家在评价介入艺术时，不能仅看其社会热度，必须审视其是否具备独立的审美性，避免沦为单纯的景观表演。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介入艺术的批判性审视并非简单地否定介入，而是基于对介入与自律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正如书中所言：“艺术介入不是对他律的妥协，而是以自律性为根基的能动实践。”成功的艺术介入，应当巧妙承载形式自律与内容他律的张力结构，找到二者的微妙平衡点。作者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阐明了成功的艺术介入如何通过精妙的审美创造实现社会关切与艺术自律的辩证统一。这种基于具体作品的分析，使理论阐释与艺术实践形成了有效的对话。总之，《自律辩证：现代艺术的理论空间》一书较为成功地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当下的艺术现实相结合，在“自律”与“介入”的古老论争中开辟了一条辩证综合的新路，并回应了当下介入艺术、参与式艺术的实践困境，彰显出强烈的现实关切与学术担当。

（王小强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黎明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