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改编自作家朱秀海的同名长篇小说，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创排，表演艺术家王洪玲领衔主演赵秀英。原著小说以解放战争支前英雄赵秀英的人生历程为主线，书写她在战争年代的家国大义与信仰坚守。小说的精神内核与人物气质同河北梆子可谓天然适配。梆子高亢激越、苍凉厚重，无论生旦，慷慨悲壮的声腔、表演往往自带燕赵风骨，与表现战争题材的史诗感、英雄气概自然契合。小说聚焦北方革命历史，与河北梆子的地域文化亦根脉相承。因此，将小说改编为河北梆子剧目既彰显原著精神力量，又兼具艺术感染力，是一次成功且值得关注的文学转化。
小说《远去的白马》约32万字，给戏曲提供了磅礴跌宕的故事内容与血肉丰满的众多人物形象。剧本改编在大胆提取原作素材的同时保留了“白马”意象并进行舞台串联，高度浓缩了主人公的传奇人生，聚焦其战斗中的婚恋与革命历程，悲悯其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的爱情，歌颂其隐忍坚韧、大义当先的宽广心胸。
文学之于戏曲、小说之于河北梆子，经过创造性转化，二者相得益彰。小说素材庞杂、人物众多、叙事灵活、多线并行，戏曲改编受限于舞台，故“因人设戏”，依凭舞台表演聚焦精神风骨，抓住了独属于剧种的形式之美。依托“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步”，因势利导转换叙事角度，从第三方的他者全知转而聚焦主角赵秀英第一人称“我”之视角，深入主人公内心，以“我”之眼观看，以“我”之心体认，舞台收束线索、局限视域的同时提炼并浓缩了表达，剧作抒情性更加浓烈，从“我”出发的舞台表演性也得以极大提升。
小说中的几十年光景如何压缩为舞台上的两个多小时？该剧截取了主人公传奇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节点进行精心编织：第一场“洞房”，农家少女兴奋待嫁；第二场“险象”，妇女干部果敢援军；第三场“断肠”，新婚宴尔却痛失所爱；第四场“前行”，义无反顾随军；第五场“夕照”，沐爱之光却再失所爱；第六场“白马”为引，功成退隐。剧作将主人公从抗战时期到晚年的大跨度人生历程浓缩为几场重头戏，爱情婚恋与援军助阵细织密裹，时空转换的倒叙与顺叙穿插交替，“前情”“后事”虽跳跃迂回，然故事逻辑简洁有序，舞台节奏依然流畅自然。
赵秀英的形象是全剧的戏核与戏魂。剧作与舞台层层“剥茧”，将战时赵秀英身为妻子、母亲、大姐、媳妇和非在编战士的实在行动与多重心理进行了细致的舞台化，在大开大阖的火热战斗与细腻含蓄的婚恋情事中传递情感，表达敬意。她刚柔并济、无私奉献、坚守承诺的革命女性特质，在其错嫁误身、渡海支前、战地救护、为烈士母亲养老送终等事件里或明或暗地加以浓缩呈现，而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如赵秀英对爱情的渴望、对命运的无奈等则通通转化为细腻入微的核心唱段加以表达，将文字描写转化成河北梆子最擅长的“以声传情”。
舞台上，王洪玲将主人公作为革命女性两次爱而不得的悲伤与隐忍，以及她为家为国、为战友为邻里、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战斗与牺牲都做了艺术化的转喻，为河北梆子舞台增添了一位立体化的普通人英雄形象。她调动程式艺术，以层次分明的细节表演吸引观众，尤其注重表现人物年龄、心理演变的差异化与“过程性”，从农家少女、村长、支前队长、编外战士再到“遗孀”，她层次丰富的表演为剧目贡献了相对完整的人物“成长”与运动变化弧度。
与文字构筑的纯想象世界不同，该剧精心构建了虚实相生的具象化舞台。背景远山苍茫，前景空心与实心两个“红镜框”错落又交叠，大、小、远、近、内、外空间灵动，在被浓缩又被强化的场域里，在分合运动的两块“实战”小平台上，在交错纵横的几缕点睛“红线”之下，在红喜堂白灵堂的转换之间，王洪玲层层铺展的唱段处理和因人因境因情设置的艺术化的细节表演，以及在关键情节与重要情感爆发点上的恣意挥洒等，都将文学的想象进行了精彩的具象呈现。
全剧唱腔、音乐设计用心用情，乐队托腔保调严丝合缝，演员嗓音扎实、表演细腻，精彩唱段赢得阵阵喝彩。围绕大女主，整个演出团队也贡献了较为丰满的人物群像，如37团官兵、支前队员等角色。“白马英雄”刘抗敌与欧阳政委是赵秀英爱情与理想的寄托，他们服务主线冲突，也共同汇入革命的洪流，铺陈出人民创造历史的主旨，同时为剧作渲染出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底色。
小说开篇言马，白马是原作的重要情节线索与意象贯穿。河北梆子顺势将其拎出来重新赋形，“白马”也成为了舞台聚光的点。戏曲舞台上，以人扮“偶”，并不少见，然该剧舞台上的“白马”在叙事串联、结构情节之外，还保留了小说赋予的诗意与象征意味。较之小说，又以戏曲的变形幻化了既虚且实的“白马”，捕捉并强化了其内在的意象性。剧中的“白马”武生应工，与两位男主角相配，主体俊扮，脑门稍饰象形，戴加长白色甩发，持白色拂尘，披缀纱白色斗篷，一身行头稍做“改编”，形神俱佳的几匹“白马”即立当前。扬鞭趟马等戏曲技巧也得以全程运用：大圆场疾走，云帚背后，似马鬃猎猎，迎风飞驰；扳腿、滑叉、甩发、旋子、跳叉、串翻身、卧鱼儿等技巧又似“白马”在群山之间的奋战颠簸。
与小说高度相契的是，该剧也以白马为序，言志收尾。它既是爱人的坐骑与化身，也承载着革命理想与信念，既寄托赵秀英的个人情感，也象征民族精神。在念白与唱段中反复出现的白马，凝聚着牺牲精神与人性光辉，具象与诗意，成为全剧的精神符号。
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体，该剧基于文学IP进行改编，自觉锚定戏曲舞台之特性，以凝练细腻的情节取舍、形象诗意的意象设置，以及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构建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戏曲表演世界。剧作以独具梆子特色的艺术呈现实现了对文学内涵的直观转化，引领观众完成了一次跨越文学、戏曲的艺术对话与探索。
（作者系国家京剧院创作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