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首次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出系统部署，要求“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展现产业工人风采的优秀文艺作品”。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明确要求“主流媒体要加大对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宣传力度，创作出版、制作播出更多反映产业工人风貌的优秀文学艺术、网络视听和影视作品”。推动和引导“产业工人文学”发展，对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与研究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显然是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与“工业文学”“工人文学”“打工文学”的概念虽有重叠，但“产业工人文学”更具新时代新业态新大众的特征。
传统意义上，产业工人是指在现代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今天的产业工人主要是指在第一产业的农场、林场，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产业工人被重新定义，“产业工人文学”也应该被重新定义和理解。在专业作家创作产业工人题材文学作品的同时，一批批产业工人自己拿起了笔，书写自己的生活，与时代现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成为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主体性力量。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出身的作家，他们对产业工人的经历和境遇感同身受，其作品能够从产业工人内在的情感结构、立场和角度进行书写。他们的写作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
产业工人“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
广义上讲，“产业工人文学”既包括“产业工人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产业工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广义上的“产业工人文学”，侧重于“专业作家”写“产业工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册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艺术形象谱系。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小说，实际上就是这种广义上的产业工人文学。盖斯凯尔夫人的长篇小说《玛丽·巴顿》是英国较早直接描写产业工人状况的小说，深刻有力地记录了劳工阶层的日常生活感受。盖斯凯尔夫人的长篇工业小说《北方与南方》重点放在人物面对工人阶级时所持的立场，致力于“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改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庐隐的短篇小说《灵魂可以卖么？》反映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女工生活的小说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草明以《原动力》《火车头》等作品，成为工业题材文学的开拓者，其笔下的缫丝女工，体现了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但是那时候的工业叙事，主要是专业作家们进入工厂体验生活，进而将在工厂的生活经验转化成文学作品，但体验生活的半径和时间都比较有限。从盖斯凯尔夫人到郁达夫、庐隐、草明，他们自身都不是产业工人，产业工人一直未能成为“产业工人文学”的写作主体。
狭义上讲，“产业工人文学”主要是指“产业工人作家”创作的以产业工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产业工人内部的文学书写。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但由于当时的文盲占比高达80%，工人写作并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工人很难获得文化主体地位。但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产业工人写作整体崛起，并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2024年7月，《延河》杂志刊发《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通过具体例子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外卖小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打工小哥开起‘诗歌商店’；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汇成新时代的‘新工人文学小组’”，“他们超越了个体，获得了集体认同，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彻底质变”。产业工人文学创作的兴起，使产业工人成为产业工人文学创作的主体，有力证明了新大众文艺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实实在在地冲击和重构了传统的文艺生产关系与评价体系。写作主体的变化是新大众文艺的最主要的变化，产业工人作家自己写自己的经历，无论是生活经历，还是内心、情感经历，都为研究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分析了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两大原因，一是“义务教育普及，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劳动者参与文学有了更广泛的基础”。二是“新媒体的产生，为劳动者参与文学提供了极为便利而通达的载体”。这也正是产业工人写作兴起的主要原因。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产业工人平均年龄38.2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3.16年。产业工人更加依赖互联网及其衍生产品和服务，有8.8%的职工正在或曾经依托互联网从事过开网店、快车专车代驾、快递外卖、自媒体公众号、网络主播、教育培训及其他网约服务等工作。《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指出，要“打造网络学习平台”，“提高产业工人有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产业工人写作者，大都具备了这种意识和能力，奠定了他们在产业工人文学创作中的“主人翁地位”。只读过初中的建筑工人陆支传，2003年学会上网后开始写诗。今年1月6日，他将发表在《作品》上的诗歌贴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水渍”上，短短几天已经有上千人阅读，有人在评论区留言“好诗是看得见的东西，如酒之浓郁，品者自知”。去年他将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诗歌贴在个人公众号上，有6000多人阅读。许多传统的专业文艺期刊，发行量不过几千份。网络新媒介为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普通大众的表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创作者与评论者的互动，编者、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民间草根”与“大雅之堂”之间的互动，已经存在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度嵌入网络空间，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在微信朋友圈、屏幕上、评论区中，发生在随时随地的表达里。阅读革命与创作者的革命相生相成，使产业工人“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
新就业群体的“无名英雄”走上文学舞台
王计兵是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诗人，也是产业工人写作的一个精彩缩影。2022年，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外卖》，采访外卖员王计兵并引用他的诗歌，其中那首《赶时间的人》被媒体人陈朝华转发到微博上，引来两千多万的点击量，王计兵这位生长于民间的“无名英雄”一举成名。202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赶时间的人》被印制成纪念卡片。王计兵至今已经出版了五本个人诗集，总销量已突破20万册。他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9期发表了散文《把平凡的生活烟火编织成诗歌》，讲述了自己从农民工到成为“外卖诗人”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并强调自己是一千多万外卖员的一员：“新就业群体，特别是外卖员，是当下最蓬勃的一个群体。现在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万外卖员。很多时候，我参加和外卖相关的活动，都会强调我们是一个整体。”
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包括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到8400万人，他们是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递小哥”胡安焉的纪实文学《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哥”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女外卖员王晚的《我是外卖女骑手》……都是新就业群体中涌现出来的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品。
“快递员诗人”杨华之也是从新就业群体中走出来的产业工人作家。杨华之在2025年8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从北京到东莞》，记录了自己在北京跑快递的情形。杨华之发表在《诗刊》2024年第2期和《北方文学》2025年第9期上的两组《快递员手记》，以快递员的职业经历为基底，构建了一幅快递从业者的生存图景和精神世界，有着日常经验书写的新质性。比如，《分拣工》中对耒阳、枞阳、荥阳、淮阴、汤阴、汉阴等一系列地名的罗列，通过细节堆叠展现分拣工的专业能力。杨华之诗歌的新质性，在于彻底改变了以往基层写作中劳动者“被代言”“被凝视”的客体地位，真正实现了劳动者作为书写者的言说：分拣工“眼光一扫就能辨别”全国各地的地名，“双手和眼睛永远充当着，两道准确分流的闸门”，这种对专业能力的书写，颠覆了基层劳动者“弱势”的刻板印象；送快递上山时摩托车熄火，在绝望的边缘，路边的山枣让他“找到了继续上山的动力”。这些书写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构建了全新的劳动者形象。产业工人文学如何书写劳动者的新生活与新精神，杨华之的《快递员手记》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产业集群与产业工人作家群的形成
2026年2月13日，中国作协在《致全国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新春贺信》中提及“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为文学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并列举了三个地方的写作现象：“湖南益阳清溪文学村庄建设不断提升内涵，树立文学助力乡村振兴新典范。宁夏西海固作家群薪火相传、不断壮大，广东东莞素人写作备受关注。”西海固作家群的主体是农民作家，益阳清溪文学村庄的守护者也是农民，但东莞素人（新大众）写作群的主体构成则是“产业工人作家”，东莞为我们研究产业集群与产业工人作家群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案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我国现有2亿产业工人，广东省拥有约2500万产业工人，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东莞拥有产业工人超过500万，约占全省五分之一。东莞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是支撑东莞制造业发展的基石，也推动了产业工人文学创作和新大众文艺创作的蓬勃兴起。东莞的产业集聚地，也是产业工人写作的集聚地。在东莞形成了几个有影响的产业工人作家群：一是莞樟路打工作家群。莞樟路是东莞东西向交通动脉，贯穿多个工业重镇，曾是东莞制造业腾飞的城市骨架，如今正被重新定义为一条承载产业工人作家集体记忆的“文学之路”。王十月、郑小琼、阿微木依萝、李知展、穆肃、萧相风、周齐林、许强、刘大程、闫永群、汪雪英、房忆萝、马益林、吴立国等数以百计的“产业工人作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莞樟路旁边的几个城镇上，留下了各自的“打工经历”“市井人生”。二是长安镇打工作家群。长安镇是制造业强镇，是东莞第一个“千亿镇”，塞壬在这里写出了《日结工》《无尘车间》，莫华杰写出了《世界微尘里》，洪湖浪写出了《牛小米外企打拼记》。模具师傅胡云在2025年荣获了东莞荷花文学奖，女工李志仙在《中国作家》影视版2026年第2期发表几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残阳如血》，石材厂工人曾为民的诗集《赶石头的人》进入探照灯好书入围名单。“打工摄影家”占有兵的纪实性作品《如此打工30年》，入选《作家文摘》202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三是大岭山镇打工作家群。2001年6月18日《大岭山报》副刊，发表五金厂女工郑小琼的处女作《荷》，具有文学史意义。最近大岭山镇又冒出两名优秀的产业工人作家。《中国作家》2025年第9期纪实版开设“大众写，写大众”栏目，刊出该镇产业工人周其讲述其打工经历的《花开正逢时》，第10期文学版发表周其反映产业工人生活的散文《铁与茧》。该镇“皮匠作家”周一在《花城》2025年第5期上发表散文《扯皮的人》，被《新华文摘》2025年第12期转载。这篇散文讲述了一个关于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的故事：写一个印度制革师傅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工艺的执着追求。
今天的产业工人写作，大部分属于农民工写作。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全国职工总数约为4.02亿人，农民工群体则有2.93亿人。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比例超过半数，占比最高的制造业接近六成，广东的占比应该更高。农民工写作，以前一直称之为“打工文学”，与专业作家所写的农民工题材作品有所区分。几十年来，农民工写作，延续了文艺大众化的精神脉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逻辑。如东莞塘厦镇电子厂女工邝美艳就是“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的一个典型，也是产业工人写作的一个典型。邝美艳作为共青团广东省委“圆梦计划·北大100”的首批学员，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还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出版了散文集《流水线上的青春》。她以在场者的视角记录工友故事，书写自己从乡村少女到现代产业工人、城市写作者的人生历程。2025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解读“十五五”文化热词“新大众文艺”时，发表了邝美艳的《与文学不期而遇》。文中写道：“我身处的时代、脚下踩着的大地极其不简单。我身边站着一大群人，来自天南海北，经历时代巨变，城市工厂碰撞出源源不竭的创作素材，大家一人一笔，共同绘就了广东素人写作的‘清明上河图’。”从中我们不难读出，产业工人作家有着非常明确的集体意识，他们的文学创作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人一笔”的群体写作，每个人笔下的生产工具与空间场景都浸透了产业工人共同的生活记忆。
让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写作者被看见
新大众文艺和专业文艺越来越具有兼容性，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延河》编辑部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所指出的那样：“新大众文艺与传统专业文艺互相促进，专业文艺借助新大众文艺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新大众文艺也借助专业文艺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可。”“新大众文艺”与“专业文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产业工人写作，就充分体现了新大众文艺与专业文艺的兼容性。
建筑工人群体大多来自基层，学历背景相对普通，但在新大众文艺与专业文艺的共同托举下，却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写作者。装修工程鹏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出版诗集《装修工》，2026年第3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大众写，写大众”栏目推出他的作品《装修现场》。《人民文学》杂志曾两次重点推出建筑工陆支传的“兴观群怨之作”：2018年第1期《人民文学》，在“新浪潮”栏目里发表了陆支传的组诗《慈悲》；2023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陆支传的组诗《104国道》，共有十首诗，每首都堪称经典。《作品》2026年第1期，刊登了陆支传的23首诗歌，接近400行，是这位建筑工人发表诗歌最多的一次。在《另一些月光》《过客》《工地门口的落日》《秋阳》等诗里，陆支传能从自己的工地生活中捕捉诗意，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兼具优美的抒情、口语的可读性与伦理思考的深度。从语言的纯熟度来看，他已经是一位很专业的诗人。让我们读一读他的《工地门口的落日》：“沉默一天的夏虫开始叫了/一浪浪的，声音的海洋/使波涛下忙碌的人/忘记了流逝//这浩大的背景啊/落日是谁的喉结/现在，它卡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人世慈悲，让别离的话语/再多忍一个时辰”。这样充满“慈悲”的诗歌话语，写出了劳动大众内心最真的东西，这是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人民性的基本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作协主办的专业文学期刊《作品》，为研究“新大众文艺与传统专业文艺互相促进”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曾经的产业工人王十月、郑小琼分别担任《作品》的主编和副主编，他们对新大众写作者保持着朴素的情感，同时对来稿的质量又有着非常专业的审美要求。在陆支传之前，《作品》已经推出了很多“产业工人作家”和其他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作品，如“烧烤诗人”温雄珍、“清洁女工作家”王瑛、“外卖女写手”王晚、“外来妹诗人”陈一默等。王瑛与温雄珍的作品，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借助专业文艺管理部门和专业文艺出版机构登上大雅之堂，迈入规范化、专业化、精品化阶段，并受到了广泛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从“幕后”走上“台前”，创作反映个人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出现，担心热潮之下可能会出现题材同质化、创作套路化、不可持续或自我重复等问题。因此，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与产业工人写作，要避免被流量裹挟，更需要传统专业文艺机构的发现、筛选和评定，让更多的王计兵们、陆支传们、温雄珍们登上大雅之堂，这样才能留下更多优质的作品。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