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禹
注意到傅逸尘对“新红色经典”相关论题的研究，缘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6期发表的《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建构“新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与文学想象》。后来，又读到他的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可见，傅逸尘对这一论题的建构与思辨是持续深化、拓展递进的。该书采用历史梳理、理论建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革命历史再叙事”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系统阐释新时代文学的新观念、新变化、新经验。
《“新红色经典”论》的首要特征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时代文学产生、发展的现实语境，以“人民史诗”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文学“属己的思想和灵魂”，观照当下方兴未艾的“新红色经典”创作现象。换言之，作者的历史意识、研究基点和理论方法具有“同时代”批评的高度自觉。为此，作者在专著第一章梳理了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到2021年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的核心精神，进而谈到，“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梳理清楚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基础、逻辑脉络和实践方向，搞明白当代文艺的新方位，就会知道作者写作此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傅逸尘试图以此为案例进行追问：何以成就“人民史诗的文学”？
“红色经典”的说法，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它是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的一种追认。那么“新红色经典”之“新”有着怎样的意涵？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一是“人民史诗的文学”，二是“革命历史再叙事”，三是“新红色经典”。在作者看来，“人民史诗的文学”是对“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回应，包含三个本质性元素，分别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史诗性”（囊括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两个阶段），“史诗”的文学形式与艺术品格，以及写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所内蕴的思想、精神和灵魂，为世界文学提供独特的文学经验。作者从书写对象、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度三方面，初步提出了“人民史诗的文学”的特征。具体来说，“人民史诗的文学”涵盖近年来十分突出的两个文学潮流：一是反映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题材的作品，二是集中涌现的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后者因与“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别，被作者称为“革命历史再叙事”，而“革命历史再叙事”中的优秀作品，被进一步命名为“新红色经典”。综观这三个概念，“人民史诗的文学”涵盖更大，昭示着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创作方向；“革命历史再叙事”承续延安文艺、当代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深厚传统，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风貌和气质；“新红色经典”同样是置身新时代文学语境的一种命名，它既与以往的“红色经典”在人民性上一脉相承，又因富于时代内涵的历史观与艺术特质，而具备“史诗性”的潜质。
从上述辨析中可以清晰看到傅逸尘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建构意识。这种富有新意和建设性的命名并非概念的空转，而是从文学现场提炼出来的。《“新红色经典”论》不仅完整回顾了革命历史叙事在延安时期、“十七年”、“文革”、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演进脉络，而且以细腻的文本分析，铺展开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斑斓图景。在第三章中，作者分七节深度剖析了徐怀中《牵风记》对“超验主义”的探索与超越，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先锋姿态”与零度写作，徐贵祥《英雄山》“知识分子叙事”的现代性，海飞谍战小说的“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融合，等等。在对十余部优秀作品的文本细读中，傅逸尘印证了“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延续性与断裂性。其典型特征在于，作家在时过境迁之后，将“革命历史”及其后的“现实境遇”打通为一个连续的时空统一体来处理，进而开拓出丰富复杂的多元面向。而作者之所以如此重视“革命历史再叙事”以及可能从中诞生的“新红色经典”，恰恰在于这类作品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凝聚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精神动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新时代的革命历史创作潮流同样具有激励与鼓舞人民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叙事动能。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将“革命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再叙事”等量齐观。某种意义上，“革命历史再叙事”在继承“革命历史小说”人民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后者存在的一些非文学性因素的超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是一种文学整体观，用打通、连贯和统一的视角、标准，相对客观地审视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演变，而非厚此薄彼，用后来者反对先行者。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使我们看清了某种文学形态存在局限性的深层原因，也能使人明白对所谓“革命历史”的书写和征用有其稳定内核。
尽管此书名为“‘新红色经典’论”，但我更愿意把“新红色经典”这个理论命名视作一种孕育生成中的、寄寓作者思辨与期待的新的文学类型。与形成相对稳定内涵的“红色经典”相比，尽管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优秀作品，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与命名，仍需接受文学史和批评界的严格检视。对此，作者自身也有着清醒认识。在书中，他多次申说“新红色经典”的命名本质上是一个建构问题。作者认为：“建构‘经典’，只是‘经典’被确立的过程，而不是‘经典’被确立的结果。”“笔者提出‘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命名，不仅基于对当下文学场和代表作品的阐析与细读，亦是对新时代中国文学创新发展的思辨与前瞻。”这样的做法，也有文学史经验可以佐证。比如五四新文学就是先有理论倡导和阐发，再有创作实绩。也就是说，“新红色经典”的提出更是对理想型作品的命名。其内涵，作者概括为五个方面，即时代之“新”、“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新”、历史观念之“新”、文学方法之“新”、创作主体之“新”。时代之“新”自不待言，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时代赋予作家底气和文化自信，使其能以更加平等开阔的眼光面对历史、现实与世界。第二个“新”则锚定“人民”和“史诗”这两个关键词，意在凸显以史诗品格写出时代精神。其他的几个“新”则与“大历史观”、形式探索、作家代际更迭紧密相关。
在我看来，《“新红色经典”论》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学命题，比如：“人民史诗的文学”到底指什么作品？“史诗性”在“十七年”“红色经典”的评价中就已使用过，这种评价是否贴切？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与“革命历史再叙事”之间的关系？参照“红色经典”也包含农村题材小说的经验，“新红色经典”更多地指向革命历史题材是否完整？傅逸尘以研究当代军旅文学的深厚基础，结合对新时代文学的跟踪研究，奉献出一部带着理论锋芒和探索勇气的理论专著。尽管从内容看，这本书尚存有待继续完善和持续深入探索的空间，但它的的确确能启发我们去探索那些新时代文学研究亟待阐发的真问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