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作为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个高频词，既指向儿童文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亦常是其遭受诟病的缘由。“纯真”，或者完整地来讲，“童年纯真”，是源于西方儿童文学话语体系的一个概念，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纯真”特指一种对世界，尤其是其阴暗面缺乏认知和经验的状态，以“童年”修饰此词，便将此状态与人生早期阶段紧密相连。而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因其直面世界的本相，而与那种建立在对世界无知基础上的“纯真”，天然地具有内在的张力。因此，在传统儿童文学批评视野中，“纯真”与“现实”往往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存在。
在当下教育内卷与数智技术的双重夹击下，西方浪漫主义主要基于“无知”与“隔绝”的传统纯真观已显苍白。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正致力于打破“纯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纯真”不再是“现实”的避难所，“现实”亦非“纯真”的终结者。通过植根本土语境的在地化重构，“纯真”被理解为一种历经现实磨砺后的精神韧性。这种纯真观消解了“纯真”与“现实”的对立，主张在直面粗粝真相的同时，依然保有清澈的初心，让儿童在认清生活之后，仍能热烈地拥抱生命。
叙事场域的重构
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试图为孩子们构筑一个纯净的桃花源，以温柔的笔触过滤掉成人世界的焦虑与残酷。这种基于保护主义的叙事策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曾给予无数小读者以心灵的慰藉与安全感。然而，随着时代语境的剧烈变迁，当数智时代的洪流与社会转型的阵痛直接冲击着儿童的日常生活时，单纯依靠“屏蔽”与“隔绝”已难以回应孩子们真实的精神困境。若继续将纯真等同于无知，文学便可能失去介入现实的力量。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并非要全盘否定过去的温情，而是要在继续守护童心的基础上，完成叙事场域的“去蔽化”与深化。这要求作家们勇敢地走出舒适的温室，将笔触延伸至中国当下充满张力与摩擦的粗粝现场。这不再是简单的暴露黑暗，而是为了让纯真在真实的土壤中扎根，使其从一种被动的未被污染的状态，升华为一种在风雨洗礼后依然能够自我净化、顽强生长的韧性力量。
叙事场域的重构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首先体现在城市空间里。《女中学生之死》（陈丹燕著，1998年）潜入城市校园那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深处，借宁歌在多重规训下的精神困顿与最终陨落，悄然揭开教育机制与“儿童—成人”权力等级中埋藏的隐痛。然而，正是在这片悲剧阴影中，宁歌对“我是谁”的执着追问，迸发出一种决绝的精神光亮。这种在毁灭边缘依然试图捍卫灵魂独立性的姿态，恰恰是纯真在严酷考验下所呈现出的最悲壮的韧性。若说城市校园的压抑是将粗粝内化为无形的精神重负，那么川东北红丘陵的乡土现场，则将这种叙事场域外化为触手可及的生存荆棘。《瓦屋山桑》（张国龙著，2022年）将笔触转向开阔却贫瘠的山野，深描父母失踪、兄长失学的具体苦难，使纯真在欠债与辍学的泥泞中，顽强地生发出质朴本真的草木清香。叙事场域的重构更延伸至现代家庭的情感结构里。《团圆》（余丽琼著、朱成梁绘，2008年）透视留守儿童聚散匆匆的情感世界：在父亲归家又离去的短暂时光里，那枚被紧紧攥住的硬币，不仅仅是离别的信物，更成为孩子以稚嫩肩膀默默承载生活无常的见证。这种不哭喊、不抱怨的隐忍，恰恰折射出一种努力维系完整的韧性与纯真。
这些作品成功地将叙事场域从虚幻的温室拉回到粗粝的现场。它们不回避生活的难处，不掩饰成长的痛楚。在这些重构的场域中，纯真不再是脆弱的，而是一种直面制度之痛、生存之艰与离别之苦的坚韧力量。
美学逻辑的升华
除叙事场域的重构以外，纯真还需要在美学逻辑上找到最终落脚点。它要求创作者在直面世界本相的勇毅与呵护儿童心灵的温情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既不粉饰现实的粗粝，也不过度渲染世间的凄惨，而是以符合儿童认知特点与情感承受力的方式，将苦难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实现积极的价值引领。
在这种美学视野下，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首先须对成人世界“去妖魔化”，并积极尝试构建跨代际的“共生式疗愈”。我们不再简单地将成人设定为纯真的对立面或破坏者，而是将其还原为同样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有着局限与无奈的普通人。譬如，《我要做好孩子》（黄蓓佳著，1996年）《亲亲我的妈妈》（黄蓓佳著，2006年）等作品中的成人往往背负着生活的重压，并非有意伤害孩子，却常在无意间与孩子产生摩擦。然而，正是在这种摩擦与碰撞中，孩子学会了理解成人的不易，成人也在孩子的纯真映照下重拾生活的勇气。这种叙事策略巧妙地避免了让儿童直接进行残酷的道德审判，引导他们在理解父母长辈的局限中学会宽容，在共同面对困境时达成情感的和解。苦难不再是单向的压迫，而成为两代人情感交融、共同成长的契机，形成了一种共同对抗生活异化的集体韧性。
进而，在叙事笔调上，这种美学逻辑体现为一种节制的艺术——即以儿童的视角过滤问题，提炼出人性的微光。秦文君的作品便是这一风格的典范。她擅长用幽默、诙谐甚至略带调侃的笔触去化解生活中的沉重。在她的笔下，即便是贫穷、误解或家庭的变故，也往往被包裹在充满童趣的细节和温暖的日常互动中。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回避现实，而是基于儿童具象思维的认知特点，将抽象的苦难化为一个个可以跨越的小坎坷。现实的冷硬并未消失，但被柔化。正如曹文轩所确立的“苦难美学”，在作品中流露出“哀而不伤”的格调。《草房子》（曹文轩著，1997年）中，无论是桑桑面对病痛时的坦然，还是杜小康在芦苇荡中孤独的成长，曹文轩善于捕捉那些细微的瞬间：一个无声的眼神交汇，一次沉默的陪伴。这些瞬间如同黑夜里划亮的火柴，既让儿童读者看到了世界的真实轮廓——有风雨、有寒冷，又让他们确信自己拥有抵御风雨的能力——有火光、有同伴。这种微光守住了儿童的心理防线，同时赋予了他们直面现实的精神力量。
现实使命的担当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呼唤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深化。这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植根本土、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内在需要，更是帮助新一代儿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事中安顿心灵、确立坐标的必要之举。而这一创作使命的核心，便在于如何精准而深刻地书写“韧性纯真”。
这种“韧性纯真”的建构，首先源于对叙事场域的重构。它打破了西方传统童年观中将童年定义为区隔于成人世界的“纯真伊甸园”的浪漫主义幻象。那种试图通过隔绝苦难来维持的“脆弱纯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性危机时往往显得不堪一击。相反，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致力于将儿童重新置入真实的社会肌理之中，不回避生存的粗粝，不粉饰时代的焦虑。这不是对童年的亵渎，而是对儿童主体性的真正尊重——承认他们不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是有能力感知、理解并参与世界建构的生命主体。
进而，这种场域的重构推动了美学逻辑的升华，即从“二元对立”走向“冷峻中的温热共生”。中国当下的现实主义探索更倾向于展现两代人在共同命运下的相互依存与双向救赎。如曹文轩、黄蓓佳、张国龙等作家的实践所示，他们笔下的成人不再是纯真的天然破坏者，而是背负重担的同行者。他们的美学逻辑不再追求廉价的“光明尾巴”或虚假的乌托邦，而是以一种节制的、充满张力的笔触，在直面世界本相的同时，提炼出人性深处那些微小却坚韧的光亮。
尤其在当下数智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高度渗透的语境里，我们亟须一批敢于直面技术浪潮、深入数字生存现场的现实主义力作，不止步于对科技奇观的浅层描摹或对技术便利的一味歌颂，而应鼓励儿童成为科技的使用者、反思者乃至探索者。这种现实主义的呼唤，要求作家们深入挖掘人机关系中的伦理困境与情感张力。未来的优秀作品应当展现孩子们如何主动介入人机关系的重构：他们质疑算法的偏见，警惕数据的监控，甚至在人工智能试图模拟人类情感时，捍卫那份独属于人类的、粗糙却温热的共情能力。在人机关系里，“韧性纯真”体现为一种不被算法洪流同化、异化的精神定力。理想中，孩子们既能像驾驭风浪般自如地运用技术拓展认知的边界，又能敏锐辨识并抵御数据对情感的侵蚀；他们不在虚拟幻象中迷失，而是在虚实交错的夹缝里，顽强地开辟出一条守护人性温度的主体性道路，让纯真经受技术的洗礼和淬炼而愈发晶莹剔透。
书写“韧性纯真”，本质上是在为儿童构建一种更为成熟、更具适应力的精神图谱。这种植根本土的创作探索，既是对西方单一童年纯真概念的纠偏与超越，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让每一个孩子在面对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时，都能以一种柔韧而坚定的姿态，与世界温热共生。这不仅是文学的使命，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儿童文学：学科与建构”（22WZWB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