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离开村中，迁往村西。村西不及村中繁华，好在新盖的六间房子十分宽绰，也算是个安慰。于是我们兴冲冲地搬，拿走能拿走的，留下拿不走的。

最后，只剩空房一座和枣树一棵。

枣树比我还大，是我父亲18岁时从村外刨来的。它长在院子西北角，与北屋相去两大步。盖小西屋的时候，为了闪开它，西屋的北墙几乎紧贴着它。盖糠棚子的时候，为了闪开它，棚子的东墙又几乎紧贴着它。我们想方设法为它腾辟地方，就为了秋天打枣吃枣。它是我家唯一的果树，是那时的我们秋天最大的安慰。

当碧绿的枣花落下，枣们迅速膨大，我就开始往房上爬了。没有梯子，我抱住树向上一蹿，蹬住糠房，再蹬住小西屋，一步一换，肚子蹭着树皮，终于整个身子上到了房顶。房顶多么宽阔，枣叶多么浓密。我在繁多的枣中挑来看去，拣大的吃几个，又悄悄下房。我每日上房一游或二游，从来没被发现。长大后，弟弟说他也是每日上房，也从来没被发现。现在想想，可能是我们吃枣的时间恰好错开，也恰好避开了大人在家的时间。

每逢八月十五，我们便理直气壮地上树，吆吆喝喝地打枣。枣们噼里啪啦向下砸，弹跳着奔向院子各处。我们头上挂着枣叶，大笑着捡枣追枣，往大盆里倒。总有树尖上的枣长得结实，摇不下来又打不着，只好留下，任它红透。红着红着，它便干瘪下去，最终枣皮裹着一个核，在风中咯啷作响。

刚搬走时，我们惦记着旧家，常回来在院子里兜转，摸摸这些搬不走的东西，洒几滴泪。渐渐地来得越来越稀疏，直至路过才进来看看，再不会专门为看它们而回来。没过几年，旧房前面的邻居要盖房子，因要占用我们的地方，拎着两瓶酒来说好话。我父亲就把旧房拆了，给他家腾地方。那棵枣树并不妨碍什么，便得以继续在前邻新房外的西北角长着，我妈每年按时过去收自家的枣。从此，这棵枣树只负守土之责，表示这块残余之地是我家的，谁想占用，都得请示我们。

前些年，我曾专门回旧家那里看看。不但街道已变，各家房子已变，人也多半已变。小的已长大，年轻人已变老，老的已故去，再冒出的新一代完全不认得，我只能从眉目间猜想是谁家的后代。看着这些小人儿在街上戏耍，我想起自己当年也曾这样在街上与伙伴追逐打闹，高兴了其乐融融，不高兴了各自回家。弹指一挥间，当年上房偷枣的小丫头已年过五十，两鬓斑斑。

那时，那棵枣树还在，枝干虬曲，绿叶稀疏，像个大型盆景。它东边是墙，西边一片闲地，种着丝瓜豆角茄子西红柿，再西边又是房子。前后左右仅它这一棵大树，成了一处独特的风景。

后来，一位迷信的族叔来找我父亲，说有一事相求，盼望成全。他这两年诸事不顺，一番勘查下来，硬说是老宅门口对着的这棵枣树影响了他，请我家把它弄掉。我们觉得这请求有些离谱，据理力争，可最后为了邻里和睦，也只好“去树保人”。于是，我们忍痛叫来买树的，把树平根锯掉，拉走了。

开春之后，这片地方酿出十几簇小苗，挤着闹着往高里长。旧邻们怕小树长大拱了墙伤了屋子，密切关注着树根，一看到树苗就及时拔除。他们对这繁殖力惊人的树根无能为力，给我家频繁打电话，让我们把它刨掉。我父亲只好扛着锄头过去，干干停停，累了进邻家喝会儿水、说会儿话，歇够了再挥锄刨会儿。如此一个月，才把树根刨出，装到三轮车上，拉回村西。可把它放在哪里又是问题，这么大个树根，院里院外都碍事。思来想去，最终把它吊到西北角放杂物的房顶上，让它趴在那里，接受风吹日晒。

四年后，我父亲去世，它被劈作数块，填入大灶之下，炖了数锅肉菜。丧事之后铁灶拉走，余下一片松散厚灰。秋风吹来，撩起轻纱似的，将厚灰吹向空中。从此，仿佛那枣树渗进了空气中，一层一层地包裹着我们一家，犹如过往那般。我们都知道，那是一家人心中唯一的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