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灰姑娘》的童话故事里，王子爱上了灰姑娘，用掉落的水晶鞋找到他认定的爱人，从此二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灰姑娘的故事之所以能成为古今爱情故事的一个经典原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契合爱情最核心的因素——平等。爱情可以超越门第等级和社会地位，具有迷人的偶然性与平等性。因此，爱情故事才能如此强势地缔造出诸多传奇，并使人们产生对它的种种幻想与向往。
“爱情”作为一种具有现代个体价值内涵的独立情感和特定语词在中国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之情被笼罩在严格的伦理秩序与情感框架中，没有其独立的位置。以男女之情挑战以封建礼教为中心的传统情感结构，往往被视为一种异端，因此，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和祝英台为情抗争的故事才会显得如此石破天惊。也由此，五四时期以宣告“爱情”独立来挑战传统文化结构，爱情遂成为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的隐喻。
毫无疑问，爱情曾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在反礼教、反压迫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些传奇的爱情故事中，被压抑的情感个体所受到的外力压迫越大，其以微弱之力进行的反抗与嘶吼越激烈，爱情的传奇性也就越强。爱情的传奇性与外力的阻挠强度呈正相关。当爱情承载重要的社会功能时，其内涵是超出爱情本身的。爱情话语指向的是更广泛的自由、平等与反抗的精神，因此爱情便具有了神圣性和崇高性，这时，爱情呈现出一种向外延展、意义扩容的特征。然而，当爱情所承载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时，其内涵便发生了窄化。
五四时期“爱情”与“恋爱”的独立，是伴随着妇女解放而出现的。恋爱意味着自由选择，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是妇女解放的重要一步。女性能够自由恋爱与自主选择婚姻，但女性弱势的处境又没有根本改变，爱情便窄化成为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在不改变女性弱势处境的同时，又让女性通过爱情的逻辑实现人生的转变。在王子和灰姑娘从此在一起幸福生活后，故事戛然而止，而续上这个故事的是现实本身。现实的发展让幻觉不攻自破，当女性开始质疑这些幻觉时，女性意识无疑在进一步演进。
当爱情卸下了其承载的社会功能，爱情至上所具备的扩充性消失，爱情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言情小说和言情剧仍有大量受众，“灰姑娘型”故事的各种复杂变体在短剧行业重获新生；另一方面，对爱情话语的反思似乎也在成为一种潮流。同时，持这两种态度的群体并不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互相重合。当爱情处于如此的位置时，在今天如何书写爱情便成为一个难题。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书写爱情的起点：重新思考爱情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位置，思考爱情话语在小说中的位置。
对于难以把握的爱情，小说中的“去爱情化”似乎是一种妥当的处理方式。从创作实践来看，这样的趋势亦尤为明显。近些年，国内青年作家的小说题材几乎很少触碰爱情，即使触碰，也保持其纯洁性。陈春成《李茵的湖》颇具代表性。小说中，“我”和李茵的爱情故事只是作为一汪湖水般的远景存在，而借爱情故事展开的是对李茵记忆中那片神秘湖泊的追寻和真相的揭开，最终指向关于记忆与偶然性的思索。陈春成笔下的爱情取消了既定模式中的悸动与情欲，只留下一片平淡而纯洁的远景，最大胆的爱情行为也止于接吻。这样的爱情书写，似乎正呼应了当下社会语境对于情感纯洁性的一种取向。
《李茵的湖》中的爱情更像是一个远景，也可视为一个“弱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指向对于更广阔事物的思索。之所以称其为“弱中介”，是因为即便将“我”和李茵的恋人关系改作好朋友关系，对整个故事的发展也没有太大影响。
在那些以爱情作为“强中介”的小说如罗素·班克斯的短篇小说《摩尔人》中，爱情似乎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罗素·班克斯在这篇小说中书写了一次30年后的重逢。80岁的盖尔·芙特纳和小她近30岁的华伦·鲁尔在餐馆酒吧重逢，盖尔认出了华伦，两人相对而坐，回忆他们曾有过的那段恋情，并将其引向对于时间与生命本身的一种哀叹与追思：
时光来过，时光走了，时光一去不返……而眼前的这一切就是我的所有。汽车在雪中穿行。雪花扑面而来，看上去恍若我刚刚与一位老太太之间交换的那点点爱意。
以爱情为介质，通往对广阔的时间与生命的慨叹，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堪称其中的经典。在喧闹的聚会上，格莉塔听到了歌曲《奥格里姆的姑娘》时，显示出情绪上的波动，丈夫加布里埃尔察觉到她的心不在焉。他们回到房间后，格莉塔突然哭了起来，她告诉加布里埃尔，那首歌曲让她想起了在高尔韦认识的那个叫迈克尔·富里的年轻人，他从前总为她唱《奥格里姆的姑娘》。小说接下来精准地描写了加布里埃尔情绪上的转变，加布里埃尔先是嫉妒得发疯，当他沉浸在自己和妻子幸福的回忆中，并因这些回忆而产生强烈的情欲时，妻子却在想另外一个男人。加布里埃尔带着嫉妒与愤怒，讥讽妻子是不是想去找迈克尔·富里，这时妻子说，他死了，17岁就死了。当加布里埃尔听到这个答案时，突然感到了羞愧，于是他转变语气，询问妻子那个年轻人是怎么死的。然而格莉塔的回答唤起了加布里埃尔某种朦胧的恐惧。格莉塔回答，“我想他是为我死的”。患有肺结核的迈克尔·富里在冬季的冷雨中等待格莉塔，回家后不到一个礼拜便去世了。至此，加布里埃尔那种朦胧的恐惧逐渐清晰了起来，想到那个死去的年轻人、格莉塔年轻时的情人，他感受到自己正与死者同处在一片时空，他想着那个死去的年轻人站在雨中对格莉塔说自己不想活了时的神情，而后，有了小说最为经典的结尾：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在《摩尔人》和《死者》中，爱情并非故事的主体，但在故事中不可或缺，它作为一种情感，是沟通情感主体对于情感所指向的更广阔的时间与生命意识的中介。
当然，爱情并非只作为中介才具备广阔性，将其作为主体，在纵向中挖掘人性深度，同样能展现出广阔与经典的意义。张爱玲便是此中高手。葛薇龙最终得到了乔琪乔的爱情，但却是以“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作为代价。同样的，若不是因为香港突然沦陷，范柳原也绝不会选择白流苏。在她笔下，所有的爱情选择都暗藏着算计与权衡。张爱玲笔下的悲凉，来自人对爱情传奇性的渴望与对爱情现实性的清醒认知之间，那道无法弥合的裂痕。
沿着爱情的现实性这一书写脉络，可以看到张怡微的小说同样具有代表性。在《宿鸟记》中，邹冉和男友佑仁分隔香港、台湾两地，在邹冉数十次往返台湾却仍未看到和男友结婚的希望后，她决定放弃，却在这时迎来男友的求婚。这段关系看似笼罩在“彼此未表明爱意”的朦胧之下，实则暗藏着两人的利弊权衡，邹冉年纪到了，也早就想逃离香港，而佑仁觉得邹冉能给他爱，甚至与母亲相似。张怡微用温和的笔调描摹着二人的心理，表面上是误会造成的隔阂，实则笔下流露出的是现实的考量。无独有偶，在韩国作家金爱烂笔下也能看到当下语境中爱情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对面》中那对在出租屋同居的情侣，在租房、考公等诸多现实困境面前，爱情最终消失殆尽。
小说的意义在于捕捉人的生存处境。当下社会语境的变迁，决定了爱情话语所占据的位置与书写方式的不同。爱情并未在今失语，关键在于能否精准捕捉当下年轻人的内心变化与现实境遇。对于青年作家而言，若能把握住爱情话语与个体处境之间的关联，就能写出爱情所蕴含的广阔性。
爱情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是两个陌生个体的相遇，是两颗陌生心灵的逐渐靠近，尽管它越来越呈现为一种瞬时性，但由情感的经历所带来的领悟，或是一个瞬间的疗愈，却能引领个体通往更广阔的人生。今天我们如何书写爱情，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爱情。拔高与贬低爱情或许都不是良方，不如将其放归日常生活的河流，让它构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再去真诚书写。在爱情话语的转变中观察个体变迁，在爱情叙事中重新发掘其潜在的广阔性，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