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强
多杰才旦的文学呈现有别于青藏地区沉浸于自然和风俗描绘的作家，也和着迷于历史和文化的作家明显不同。多杰才旦甫一创作，小说的笔触即着力当下和现场。也就是说，作家依凭自身处于现实的敏感，呈现出近半个世纪以来青藏地区的种种历史性变化和变迁。作家正是通过这些地域生活和文化特征明显又富有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场景和人们的内心感受，描绘出剧烈的社会发展轨迹。多杰才旦的文学描绘，述一地而不限于一地，讲一地之人而不囿于一地之人，表达的是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尤为可贵的是，多杰才旦的小说极具反思的气质和力量，作家通过设置于较高处的“观察台”，描述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从更为长远的时空角度反观汉藏传统文化在当下如何实现发展和新生，试图在这种反思中讨论社会、文化和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找到更加健康的发展之路。
《堂吉诃德八世》是多杰才旦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他大半生的生活体验和文学创作经验。小说的时间跨度较大，对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空间包括城乡牧区的学校、机关、街市、草原、田野等自然和文化区间，增强了小说的延展度和对比度。多杰才旦从主人公华洛的六个绰号写起，写到第六个——华洛戴上“堂吉诃德”这个充满调侃味道的“冠冕”，才算真正给小说人物的形象定了型，也给小说的内容定了调。华洛的经历、思绪和堂吉诃德不无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堂吉诃德以自己的可笑，反映出当时西班牙社会遍布的更加可笑的种种粗鄙和虚弱，进而反向丰富和深化了这位迷信于书本的“游侠和骑士”的精神内涵。在华洛身上，尽管同样体现了堂吉诃德式的忧虑和思辨，却少了喜剧的色彩，降低了喧闹的音量，趋近于汉藏古贤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端肃。也正是力图以全部和全体的方式来呈现共有的命运和感受，使得华洛所经历的社会现场和人生感怀，超越了地区和民族的局限，显示出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相近和差异，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形成了文本和现实双重互映的意味。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桑洛朴质而温和，和万万千千的藏族朋友一样贴近大地、贴近生活，也更贴近自我，与华洛形成了一种对应和互补的关系。多杰才旦笔下的这对人物，虽然不同于堂吉诃德和桑丘，但是极具中国当代社会的人物特征，华洛和桑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陌生。因此，他们的处境、状态和希望，与读者息息相关。
阅读《堂吉诃德八世》，任何一个生活在青海、经历了四五十年社会变迁的人，都会找到过去那些共同的场景和细节。那些我们共有的关于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感触和感受，被多杰才旦准确而细腻地捕捉、表现出来。这样的表达充满了时代的色彩和味道，从而将个人和社会历史进程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作家虽然着墨于青海，却勾勒出一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多杰才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从局部推演整体，从整体刻画局部。这样的书写使得青海在文化地理方面特征鲜明，而又敞开门窗成为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小说的第十二章，多杰才旦设置了一个别有意味的场景：年老的华洛做客桑洛家时，电视正在播放巴格达的自杀式爆炸的新闻。华洛等人由此展开“世界病灶”“生命价值”等终极问题的讨论。远在西亚发生的事件，如今已经同步在世界各地传播。华洛由此生发的思辨，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展开的。世界的结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又是如何镶嵌于世界的结构之中？作家综合使用本地的历史材料和本土的知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多杰才旦叙事的动力和支点。他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构成和流变、人类文化的生机和朝向，以及人本身对于生命的理解和生命的创造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受和理解，密布在多杰才旦的小说之中；尤其是汉藏文化和文学资源调动，汉藏语言表达方式的同用，更是清晰地标明汉藏一家同生共命。这一点在《堂吉诃德八世》的小说语言中，得到了充分而直接的表达。语言是人类借以思维和交互的一个音义结合的系统，是一个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系统。对于一些语言哲学思想家而言，语言即存在，甚至意味着一切。对于以语言为工具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和诗人，语言是风格，更是根本，是世界和心灵的反映。在《堂吉诃德八世》中，多杰才旦运用汉语雅言和俗语的熟稔程度，显示出作家的文化根底，也表现出在青海这片民族大融合的厚土上，各个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共为一家是历史和现在的事实。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第一章，华洛先用藏语朗诵《莲花生本纪》的预言，接着又用汉语套改和朗诵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段话，用两种语言共同地指向了贪痴愚顽的社会病灶，表现了这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知识分子的禀性。这是给华洛这位“堂吉诃德八世”所作的第一幅肖像。第五章叙述华洛创作长篇小说《草原雄鹰》的方式，就是华洛先用汉语口述，桑洛用自创的藏文速记法记录；然后桑洛再用藏文口述，华洛则用汉语翻译、记承、加工。这个过程既是华洛和桑洛的重要合作，也是汉语和藏语的深度互换和融合。用汉藏两种语言来描述、构建，意味着从文本到现实，再到精神的一种共在和创造。在语言（长篇小说）的生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和生命、社会、文化建立了对应关系，而新的文本和本文也得到了呈现。
多杰才旦在《堂吉诃德八世》中汉藏文化和语言表达的同用，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毛泽东诗词、格萨尔史诗，李白、杜甫、文天祥和《莲花预言》《度母颂》相映成趣。不仅如此，作家还深谙汉语民间文化，对于汉语和汉文化的多层理解，极大地助力作家精准地描写时代的特征和精神，同时有力地加深和拓展了小说反观、反思和探讨的范围和深度，强化了现实质感，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实现了为时代代言的初衷。
（作者系青海省文联文学创作与理论评论中心主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