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甲

许多年里，马丁是以“严厉”的文学编辑著称的，其敬业、负责和执着广为人知。这种“严厉”其实暗含了一种可贵的文学“尺度”，一种对文学的苛刻眼光。从更深的心理层面来看，这种“严厉”也源于对自身文学创作精益求精的严格。

马丁的文学创作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正值新时期文学复苏，“朦胧诗”浮出水面，马丁先是到中央民族大学接受了文学知识的专业系统学习，此后又先后到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湖》杂志社任编辑，其间又到鲁迅文学院进行深造，这些专业学习和任职经历，奠定了他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基础。随着对自身创作根基的不断培植，以及创作主体心智的不断成熟，他逐渐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言说之途。那是一种自觉地倾向于民族文化根性和地域人文的诗歌写作，他以暖暖的爱意和精妙的文字，以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为河山代言，为民族立传，写出了让人瞩目的精彩诗篇。

寻绎马丁诗歌创作的历程，1989年与1997年是其个人创作中两个重要的节点。以此为分界，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探索发展时期（1982-1989年）、拓展完型时期（1989-1997年）和反思调整时期（1997年至今）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探索发展时期，马丁不断挖掘地域诗歌基因，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视野和诗歌主题，笔下渐渐展现出经由故乡、黄河、庄稼、夜晚、歌手、磨盘、土墙、月亮、泉水、黑狼、猎枪、河床、骆驼、鸽子、岩羊、毛驴、斧头、核桃树、桦木船、白牡丹、绿盖头、羊皮筏子等意象群所构筑的浑然一体的精神世界。这些乡土的事物，正如作者所言，是他的诗歌写作“永远走不出的背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对家园的深情吟哦中，马丁写出了《打墙》《迷拉里塔》《背山回家的女人》《夜鸟》《孟达峡》《伫望河床》等优秀诗作和他的第一组颇具分量的长诗《羊皮筏和筏子客及老人的情绪》。

1989年前后，马丁的诗歌经历了一次蜕变，诗歌创作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大的跃升，在多年的探索与沉淀后，他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细节及生命处境的体察上，这种转变与主流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高蹈的关注公共生活的集体性写作转向20世纪90年代反省的关注日常现实处境的个体化写作几乎是同步的。马丁敏锐地回应般地写出了《独坐走廊》《夜问：你是谁》《无奈的经历》等一批充满内省和反思意味的力作。另一个向度上的变化是诗歌写作题材和文化视野从乡土向青藏内陆游牧文明和本民族历史长驱直入的体悟后写出的一系列长诗作品。《东方高地的圣者之旅》是对撒拉族迁徙历史的诗性回溯，《五月》是马丁回顾童年生活场景后写出的一组光彩夺目的乡土诗歌优秀作品。而长篇力作《生命的颂辞与挽歌》中，诗人以“死亡”与“诞生”对称的二重奏式结构展开了整部作品，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妙的“互文性”，深化了“家园”的“蕴涵”，在一种简约而清澈的叙述中，铸成了一座生命精神的丰碑。

以1997年的诗集《家园的颂辞和挽歌》为标准，之后的一个时期，是马丁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马丁的诗歌步入了反思调整时期，作品沿着前一时期的创作之路继续往前推移，一方面，是前期青藏地域精神的拓展和延续，另一方面，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对日常生活处境的反思的诗歌。如《树的伤痛》《天祝草原：他》《不足为奇》《塞尔维亚：雨中的鸽子》等作品，对大时代里的个体命运充满温情的悲悯和深刻的警省。《不足为奇》以伤怀的心态写“还乡”经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还乡”其实已经变得不可能，童年的生活背景已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置换，所谓“故乡”只剩下地理学上的一段路程、一个地标，心灵意义上能够给人慰藉的“故乡”已经远去。

马丁的诗歌创作是80年代“文化寻根”潮流的某种回应，由于生活环境、知识教育、文化心理、成长经历等取向上的多重背景，他的诗歌更多地体现出多文化元素“融合”的特征，如历史场景在日常经验中的嵌入，散文和小说叙事模式在诗歌中的运用，乡土经验在民族情感中的深化。马丁成熟期的诗歌创作在主题和题材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立身本民族古老精神根基的一种“文化主体精神”的挖掘和重建，将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有益尝试。这种“寻根之旅”导向了更为深阔的创作“密境”，造就了马丁诗歌寄坚挺于轻灵透达、发中正于昂藏不群的诗歌景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一点，用来评价马丁的诗歌创作，也该是恰切的吧。

（作者系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