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伟

在青海“50后”作家队伍中，才旦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小说家。仅以小说集《香巴拉的诱惑》为例，即可窥见其作品的特别之处——多篇小说标题中“世纪”一词的特殊使用，结构设置过程中梦境与现实的并列延展，以及人物命名时单个汉字与藏语名字的奇妙转换……无不展现出鲜明的创新意识。近期发表于《海南文学》《青海湖》的短篇小说《草客》《一次诡异的盗草》，为青海文学人物长廊增添了“草客”这一特定的文学形象，尽管其他作家也涉猎过此类题材，然而才旦塑造的腊八和狗子这两个“草客”形象极为典型，令人难忘。

才旦的创新意识主要体现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使用上，这种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理念与方法，经由拉美作家的艺术转化，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型流派，于80年代初引入中国文坛，随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相继出现。才旦无疑是较早接收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并尝试将其转化为小说品类的青海作家。当然，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才旦并未停留在“神秘之象”的展示与猎奇上，而是通过形象的塑造、观念的传达、结构的设置和语言的地方性表述，走出了一条具有探索精神的小说创作之路。作家阿来评价其作品：“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方式和具有探索性质的创作方法，反映了被许多人所热衷和推崇的那个特定的神秘之象和自然世界，以及对这种神秘之象和自然世界的深深思考和探索，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推崇和认可，而他的小说创作由此也有了质的飞跃。”

就小说集《香巴拉的诱惑》而言，才旦的探索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同一文学素材的多种艺术处理上。譬如，他从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完成了短篇《红色袈裟》。这篇小说充满了象征、隐喻和魔幻色彩，作品中出现了“一百二十八岁的爷爷伺候着七十多岁的孙子”这样奇特的场景，还存在着“族长生病了，族人不能健康着，得跟族长一起病着，否则就是大不敬大不孝”如此奇特的认知观念。怎样拯救这个生病的家族？经由苦行僧的指点，族人们踏上了西迁的征途。正是这样的西迁，客观上造就了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现实。128岁的爷爷甚至提出了颇具现代性特质的想法：越过卡伦河，进入那个真正意义上的繁华的现代化城市。一个古老的族群用这样的认知与实践，慢慢达成了与文化“他者”的交流与共识，同时又用打开传统、放眼世界的胆识和魄力，提出了融入现代文明的设想。在草原文化语境里，这样的表达极具前瞻性，由此也展现出作家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寻出路的担当意识。

在现代文明的巨大浪潮中，游牧文化、草原传统将何去何从？导演万玛才旦用他的小说和电影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与追问，譬如电影《塔洛》对文化认同与物质追求进行了诘问，《气球》对转世思想与生育观念做出了深思，《雪豹》对环保意识与生存法则展开了讨论……这些作品中充满着“如何处理民族传统与文明步伐之间的关系”的追问。不敢说才旦的小说创作完全回答了这些追问，但他至少提供了一种认知文明冲突的启示和探寻族群未来的思路，这是才旦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所在。譬如小说《阴阳之界》指明了草原的“重返之路”与城市的“迷失之因”，《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探讨了“前世”与“今生”的情感逻辑，《蚀了的太阳和月亮没有什么两样》揭示了欲望叠加和命运变数的内在诱因。可以说，轻展示、重审视、多启悟——这是小说家才旦和电影人万玛才旦作品的相似之处。

就创作本身而言，再离奇的魔幻，其目的都是为了反映现实；再自足的文化形态，在历史的进程中难免彼此碰撞，甚而达到交流交融之境。小说《妻母的故事》中，妲妲与边巴这对青年彼此深爱着，然而两人的感情因为妲妲父亲是一个比边巴还小几岁的汉人而出现裂痕，好在妲妲父亲在临终前送来了“汉藏一家”的感人故事及其原因，理解并接受了这一文化现状的青年男女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样的艺术表达与精神观照形象反映了青海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历史传统与生活语境。在这方面，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无疑是一部典范之作。同样致力于通过“魔幻”与“虚幻”手法探寻高原秘境、关注时代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才旦，在青海同代作家中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艺术探寻，令人钦敬。

如果说艺术的开合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的创作力，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才旦将小说这一艺术门类的开合度已经打开了不少，然而就我个人的观察与感受，作家还可以在创作视野、题材领域和艺术审美层面，将这个“度”拓展得更加开阔一些。凭借多年的艺术沉淀与创作经验，敲开小说世界的另一扇大门，对于作家才旦而言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