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一
“文学给了我表达内心的力量和手段，也让我找到了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这一发自内心的感言，既是他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作品精神底色的强大支撑。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陕西文艺》发表文学处女作《尕田管》以来，察森敖拉始终笔耕不辍，他一次次将笔触对准自己的家乡，对准青海海北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构建了一幅斑斓多彩的“海北文学地图”。这幅“地图”上，既展示着海北大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察森敖拉出生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乡。虽然只上过4年学，可他凭借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便当了教师。教师、文秘、文学工作者等多重身份的转换既为他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积累，也为他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写作空间。
仙米位于青海北部，是一片被祁连余脉滋养的土地，也是一片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土地。察森敖拉自幼与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小伙伴一同放牧，一同成长，这种“沉浸式”的生活体验让他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有了直观的理解与认知。他熟悉仙米的一草一木，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这些特有的“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最终都转化为他创作的营养，使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多元共生”的道路。他从不胶着于单一的蒙古族民族叙事，而更钟情于兼有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叙事的文学表达。在他的笔下，各民族文化如同草原上的花草一般自然绽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代表作《鸽群》以青海农村为书写背景，将蒙古族、藏族、汉族的习俗、风情巧妙地交织相融：下乡干部被称为“查工作”的方言表述，餐桌上“仍然是青稞面刀把，只是多了一道菜——炒洋芋片儿”等河湟地区农耕文化的生活细节；“一个羊羔嘴底下有一把草”等游牧民族俗语、俚语的频繁出现，无不展现出海北这片高天厚土特有的文化基因和语言习惯。包括文中穿插的“花儿”唱词、蒙古族谚语，既无刻意显摆的匠气，也无生硬植入的违和，反而让读者感觉到它是人物情感自然而然的表达，是浓郁的“青海风”，也是海北地区多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具体表现。这既是察森敖拉对青海大地多民族共居的真实描述，也是多民族文化在雪域高原日常烟火中相互滋养、美美与共的生动写照。
中篇小说《远方的小客》以孩童视角，谱写了一曲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温情之歌。上海汉族少年幽伯林到草原做客，藏族小伙伴带着他去体验“挤牛奶”“放牛羊”等牧事活动，并用酥油茶等草原食物招待远方来客；而幽伯林带来的糖果美食，他所讲述的城市故事，又让生活在草原上的藏族小伙伴感到好奇。“草原文化”与“城市文明”在孩子们的纯真友谊中得以相互映照、相互滋养，从而形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和联想。这种双向视角的相互交织，让草原文化与城市文明于碰撞交融中催生出动人的光彩，也让主人公从最初对草原的陌生，转变为“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198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省儿童文学作品集”收录了《远方的小客》，并以它的篇名作为全书的书名。青海省著名文史学家朱世奎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称赞这部作品“平凡中出神奇，细微处见精神”。
不独《鸽群》《远方的小客》，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察森敖拉总是通过一个个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以一种“不着意强调而自然流露”的创作智慧，努力呈现海北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样貌和魅力，让“多元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变得可感可触、可传可颂。
当然，在构筑多民族文化视野的同时，察森敖拉并没有忘记自己蒙古族的民族身份。他以作家的敏锐洞察力捕捉着这样一个时代命题，即面对现代化的汹涌浪潮，民族作家应当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根脉？在中篇小说《你也是蒙古人》中，主人公既眷恋草原的游牧生活，又不得不直面城市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既珍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又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调适自我。作品通过人物内心的抉择与挣扎，揭示了民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标签，而是一个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在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祁连游牧仔》中，察森敖拉塑造了达尔杰、卡布龙等一系列鲜活的牧民形象。他们既是游牧文化的践行者，熟悉草原的季节规律、知晓牛羊的饲养技巧，坚守着“敬畏自然”的传统理念，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面对新形势和草原牧民的新期待，他们不得不思考游牧文化的未来。老牧人达尔吉对狼崽“黑嘴巴”的宽容，对少年超尘的引导，不仅是对民族文化中“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理念的传承，从中也展现出民族文化在时代浪潮中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
察森敖拉以祁连山草原为背景的民族书写，还蕴含着前瞻性的生态智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上海文学》（1982年）推出了中篇小说《放生》。这部作品应当是青海生态文学的“先声”，其意识的超前性令人由衷钦佩。《放生》的主人公卡布龙是远近闻名的猎人，猎枪与捕兽器是他征服自然的工具，也是他维持生计的依靠。但在教儿子上山狩猎的过程中，看到被捕兽器束缚的小鹿苦苦挣扎，目睹草原上的飞禽走兽日渐稀少，再加上儿子模仿自己“杀生”时的天真模样，内心的愧疚与不安日益强烈。最终，卡布龙收起捕兽器，将家中喂养的小鹿、马鸡全部放归山林——这一“放生”行为，既是对野生动物的救赎，更体现出他自我认知的觉醒，说明他已完成了从“猎人”到“自然守护者”的转型。作品中“野鹿带着鹿羔跟在他身后久久不愿离去”的细节，不仅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展现出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趋势。
近年来再版并获得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天敌》则以儿童视角，再次展现了“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作品讲述了少年超尘将狼崽“黑嘴巴”误作狗崽驯养的故事，情节充满童趣且蕴含深刻思考：狼崽“黑嘴巴”既展现出动物的野性本能，又与孩子们建立起温情联结，在草原上一同成长。察森敖拉没有将“狼”简单地归结为残暴的象征，而是通过它来揭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理念。这种生态书写扎根于草原生活的真实体验，饱含着游牧民族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存智慧。
半个多世纪以来，察森敖拉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海北草原展开，从处女作《尕田管》对海北农村生活的真实摹写，到第一部小说集《博音河哟，水晶晶花》对地域特色的生动展现，再到《祁连游牧仔》将海北地域文学的影响力推向全国，他一直精心勾勒着海北草原的自然图景与人文风貌，记录着青海大地的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他的民族叙事，打破了单一民族的局限，展现出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动人景象，为我们理解文化多样性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样本；他对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研究探索，也为民族文化的守正创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启示；他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书写，则契合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彰显了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不仅将祁连山下的草原生活、民族风情呈现给了读者，而且为当代民族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极大地提升了青海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力。
（作者系青海日报社专刊副刊中心主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