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看到赵树理。他看上去很瘦，显得心事重重，牵着一头小毛驴，毛驴上还骑着一个小媳妇。我对毛驴很熟，因为，小时候和它住过一个窑洞。在农民眼中，它是一等一的好劳力。尽管我已被柏油路和现代交通工具宠坏了，但是，我想起骑驴上下山野的日子依然激动。现代文学馆草地上站着的赵树理穿着中山装，看上去不像牵驴人，牵驴人应该穿袄、系腰带、绑裹腿，他牵驴是为了和他搭伴儿思考问题，他是一个饱学博识的人，对世界，他有窥见本质之后的感恩和激动。
一个优秀的人背后都深藏着一个伟大的社会背景，那个背景抬高了他，他神奇地走出了重重雾障的八百里太行，刺目的阳光下他眯眼看山外，世界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偌大的世界显得空旷而耐人寻味，走离沁河让他突然地有了隐隐的惆怅和后悔。一个三代单传的农民后代，一个小名叫“得意”的后生，打小就背过《麻衣神相》《奇门遁甲》，被乡里称为“神童”的作家，他顶着这顶“作家”的帽子出门时，还怀揣了“农民的技术”和“农民的艺术”两门手艺。
我一直想不出现代文学馆中赵树理的造型是怎么来的。有一天似乎明白了一些：他不仅会写小说，还会写戏，还懂工尺谱，还能拿得起乐器，还识得阴阳八卦。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生长在乡间，泥土不忍心埋没了他的才华，用路把他送往了远方。因为牵挂，他不舍得赶路。
沁河两岸的农人，一日三晌躬身垄亩。土地的坚硬与温热，淬养了他对普通人生活的直觉。那些乡野间的烟火与悲欢，不仅成了他写作的源头，更注定了他一生无法割舍的乡土脐带。
在他看来，文学当有高远的志趣，应以善意为明月，以良知为方向。正如那句农谚所云：“朝星星瞄准，比朝树梢瞄准打得更高些。”心有星辰，笔力方能致远。
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那尊眉头微蹙、凝神沉思的塑像，便成了他最贴切的注脚。他是一位把生命深深栽种进土地的作家，以文字为骨，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始终在思考，从未停止思考。
文学是一扇窗户，我们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当一扇窗户告诉我们窗外的风景时，文字的美好就像阳光的芒刺，把金子一样的黄溅落在我们的身上。
赵树理37岁写下《小二黑结婚》，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同岁，仿佛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场默契相逢。这部作品让他一举成名，经杨献珍、浦安修郑重举荐，更获彭德怀同志高度褒扬，一时声振四方。《小二黑结婚》就此成为风行天下的文学范本，单剧演出逾两千场，自问世起便如一股清劲的山风，吹遍了中国戏曲的山河大地。除故乡的上党梆子外，更被豫剧、评剧、秦腔、川剧、粤剧、花鼓戏、眉户戏等数十种地方剧种竞相移植改编，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太行山间到岭南粤海，处处都有沁河岸上小芹与小二黑的身影。一部小说，竟化作了跨越南北、贯通古今的戏曲母本，堪称现代文学与民间艺术交融的千古奇观。
曾深入边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如此慨叹：赵树理，或许是根据地内最受民众熟知的作家之一。
一部《小二黑结婚》，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总结在一部作品上，一个活着的、有很高心智的作家的影子就这样显现出来了。而我，还有和我一样的读者，只能站在一边观望。他留下的那些声音，那些痕迹，那些用独特的语汇所形成的语言，让我们惊叹：他怎么会有如此好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语言呢！
许多作家不欣赏他不加修饰的、口语化的写作，有谁知他的心情一直放松在乡间炕头，他始终没有学会油滑和狡诈。当许多人在追求一些实在的东西来找依靠时，他只选择了至轻的纸和文字，并且有了政治家一样的声誉。
世间真正敢为天下先者，向来寥寥，并非怯懦，而是风云际会的年代，人心与世事太过幽微难测。
1949年之前，赵树理的文字几乎部部深入人心，唯有《邪不压正》略显沉寂；而在此之后，除了《登记》依旧广受好评，其余作品皆在时代的浪潮中，承受了或轻或重的评议。起起落落，褒贬之间，不过是一位文人在大时代里，必然经历的命运浮沉。
1953年初，赵树理的人生轨迹悄然转向。他被调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仍兼任《人民文学》编委。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自述：“一九五三年调作家协会后，我便提出我那调整双重待遇的建议，如主张取消版税，稿费制可以再评，否则连现有的供给也不应领。”在物质尚薄的年代，旁人求之不得的待遇，他却主动推开。
他把身段放得很低，把心中的标尺立得很高。他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唯一的来路与归途，这不是固执，是一个写作者最干净的灵魂洁癖；因为在他心底，自己永远是农民的儿子。
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社会的面貌。为此，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鲁迅说过，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当我们说赵树理的文学是大白话写作时，我想说的是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赵树理所处的年代，农民不识字，语言的表述方式太文学化，农民听不懂。他笔下的大白话，像极了田间地头农民的家常唠嗑。这些带着土腥气的方言一出口，读者眼前立刻浮现出庄稼汉蹲在墙根儿说古今的画面。
最美的语言一定存在于大众口头。艾青在写于1939年的《诗的散文美》中明确地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从现在提倡的新大众文艺理论视角看，这种“接地气”的语言打破了文学创作的精英壁垒，让文学从少数人的专属走向更广阔的大众。赵树理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创作，正是让农民群体能参与到文学欣赏与理解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学与大众的紧密连接。
在当时文学还被束之高阁时，赵树理用农民听得懂的话，把故事送到他们手里，这是激动人心的。《李有才板话》里那句“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直白如民谣，却戳破了农村阶层的顽疾。农民读得懂，更听得进，文学从此不再是“文人的专利”，而成了映照农民生活的镜子。
赵树理把说唱、曲艺揉进小说，《灵泉洞》用章回体设悬念，像极了老辈人听的评书；《小二黑结婚》里的夸张描写，三仙姑有着爱慕虚荣的一面，喜欢涂脂抹粉，虽然已年过半百，却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这种夸张的描写凸显出她滑稽又可悲的形象。在故事里，二诸葛一听说儿子小二黑要自由恋爱，脑袋就像拨浪鼓一样直摇。他赶忙摆开算命摊子，又是掐指又是念叨，企图用那套老掉牙的算命说辞，阻止儿子追求幸福。他的种种滑稽行为，像一场荒诞的闹剧，让人忍不住捧腹大笑。但笑过之后，又让人满心感慨，旧思想就像一把沉重的枷锁，深深束缚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让他们看不清时代的变化，也错失了许多生活的美好。而赵树理，正是通过这些真实又诙谐的描写，把旧时代农民的困境，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表达，既讨农民喜欢，又让作品成了批判现实的利器。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各种文艺形式相互融合借鉴是一大特点。赵树理早就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点，他将民间文艺形式与小说创作结合，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让作品更具传播性与生命力，就如同当下新大众文艺中动漫、游戏、影视与文学相互转化衍生，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赵树理的可贵，还在于他始终与土地血脉相连。《三里湾》记载着农业合作化的阵痛。他的故事里，有农村最真实的呼吸：灶台前的家长里短、田埂上的思想碰撞、新旧时代的撕扯与重生。他不粉饰苦难，也不回避愚昧，却让每个字都浸润着对农民的理解与深情。
新大众文艺强调文艺要反映时代生活。赵树理的作品紧扣当时农村社会变革的时代脉搏，关注农民命运，体现了文艺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的深度关联，为文艺如何扎根现实、反映大众生活提供了典范。
今日重读赵树理，便是在字里行间邂逅“新山乡巨变”的文学基因。他以俯身大地的姿态倾听民众心声，用质朴鲜活的语言书写时代脉搏，印证了经典作品与人民土壤的血脉相连。这种创作理念与新大众文艺对人民性、时代性的追求不期而遇，启迪着当代创作者扎根生活沃土，在新时代语境下持续探寻文艺与大众同频共振的创新路径。
赵树理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以我的理解，他每天都活在问题中，除了外界给他带来的问题，更多的还有他生命内部滋长出来的问题。他的文字带给了我们一种绵远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美好。他把沁河两岸的农民写活了。
又一个春天就要来临了，赵树理活着时，我没有见过他，从沁河两岸四季变换的风物人事中，我可以想见他活着时的情形：他只知道土地对他的情分不薄，他只知道他熟悉的人事便是一条河流两岸的庄稼，收割了就算完事的一茬，他只知道他该牵挂一条河流两岸的风物人事。他太看中这条河两岸的人世苦乐了，他有牵挂，有不舍，过早在牵挂未果中走远。
我在阅读赵树理的作品，在不断走进他所叙述的人物和故事中清楚了，是一条河和两岸的生灵规划了他的大命运，同时也促成了一个作家的品质。他是如此爱惜字纸，据说书本掉在地上，他先要弯身捡起来用袖拂去书上的灰尘，再放到头上顶顶，才可放到原处。凡是遇到有字的纸片，他都要把它烧成灰祭到河里去。他是一个懂得尊重文字的人，他的尊重来自泥土，所以他最后葬在了故乡。
我站在他的墓前，新塑的像便有了风霜之感。村庄外的舞台上正演着他的《小二黑结婚》，前一场戏唱的是《陈州放粮》，“在陈州放粮转回京，赵州桥下有冤情”。人行千里路，马过几重山，后一场戏里小芹身段犹如风摆柳，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股朴素劲儿，倒是三仙姑让观众的眼睛既兴奋又热烈。
再看台下，发现台下老皮疙皱的脸上布满了十八岁的春光。
（作者系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