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守德

由夏强编剧、宋国锋导演、浙江话剧团创演的历史题材话剧《吴越长歌》，近日在杭州首演。该剧聚焦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百年历史，生动讲述了自第一位吴越王钱镠所推行的“民为邦本”“保境安民”的明智国策抉择，以及一系列拒绝征伐、鼓励农耕、造福黎民的治国方略和感人实例，直至第五位吴越王钱弘俶采取“纳土归宋”的明智决定，勾勒出吴越国百年风雨如磐、兴衰存亡的清晰脉络，富有历史意蕴和当代启示。

该剧属于宏大历史叙事的范畴，对于吴越之地的今人来说，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往事。适逢五代群雄蜂起、纷纷裂土称王的战乱频仍之世，起初以贩私盐为生、后投奔军旅的钱镠，因其智勇双全、文武兼备，迭任军中偏将、兵马使、地方节度使、刺史乃至吴越王等职，可谓金书铁券加身。该剧在表现其战功卓著、政绩显赫，正当“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时，不免滋生继续“披荆斩棘，剑指中原”“君临九州，一统天下”的冲动。但贯休和尚和寒儒罗隐先后登场，以古吴国、越国称霸一时却最终败亡的教训，并以当时治下这片土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家家户户摆满灵位为例，用洞察历史和认清现实的谆谆告诫，促其警醒，从而深深触动了这位王者的仁爱之心，使他将避祸、顺势、爱民三策奉为治国理政的圭臬，并一直坚持贡奉中原、交好邻国、息兵安民的政治姿态，确保了吴越国百年的富足与安康。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主创精选了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用以体现吴越王钱镠施政时对难题的破解和初衷的贯彻。例如，面对经常给国计民生造成巨大危害的钱塘江大潮，钱镠一方面派人从衢州运来十万担大石块，筑起防波拒浪的坚固捍海塘；另一方面手执“用紫阳山上千年古竹制成的箭”，勇猛射杀潮神，以保美丽杭州城安然无虞。更基于“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执政理念，钱镠慨然派遣儿子钱元瓘作为人质押运岁贡前往汴梁，目的是奉中原为正统，同时也为使百姓免遭“那生灵涂炭之苦”。此举铸就了这位千年之前的吴越王真心追求和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精神丰碑。借此，《吴越长歌》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富于个性光彩的艺术形象。主人公钱镠并非天生“高大全”的人物，而是被塑造为一个心怀仁义、善于纳谏、不断成长的形象。该剧一开始，他算得上功成名就、意气风发，不乏横绝四海、问鼎天下的豪情壮志。但他从善如流，采纳忠言良策后迅速拨正施政的航向；更在各种艰难险阻纷至沓来之时，能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迅速作出判断，以担当天下、冲破阻碍的气概和卓有成效的行动，作为一代王者既保得一方百姓平安，又做出时代性的应有贡献，显示出这个人物最重要的历史价值。钱妻戴夫人以其性情温和、沉稳贤淑的特点，在调解矛盾、宽慰人心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成为钱镠形象的有益衬托。其子钱元瓘从热衷赛猫大会而受挫，到在一系列事件中静观默察，再到甘当人质勇赴大梁，完成了有迹可循的性格与身份的转变。在其身上折射出的是对吴越国所奉行政治路线的继承与延续，这也是该剧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设定。

剧中高僧大德贯休与一介寒儒罗隐构成了一组具有对比关系的人物形象。贯休以其对钱镠醍醐灌顶般睿智通透的指点，对灵性少女朱雀儿的悉心教化与抚育，以及超然物外、无意尘中的境界，成为钱镠醒豁精神、明辨取向的最重要的导师。而罗隐曾是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的儒生，以装疯卖傻的姿态表现其落拓不羁的一面，在受贯休倾力举荐而被钱镠赏识重用后，则展现出了应有的真实才干。他与钱镠把酒的“三问三答”，既包含着罗隐的政治理想，也是对钱镠的试探，更是剧作形成张力的重要看点。他对吴越王的诚心辅佐，并非求官得官的苟且之举，而是抱负与现实的契合。演员刘建福对这个人物的把握，于外部形态与内在心理上都有令人可喜的突破性表演，使罗隐形象鲜明而富有质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丁畅作为一员骄兵悍将，是跟随钱镠征战四方、开疆拓土、功勋卓著的生死兄弟。他怀有“把十四州改成四十州”的扩张野心，与钱镠保境安民的治世理念存在分歧。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行为不端、中饱私囊，做出了诸多祸国殃民的令人不齿的勾当，是一个逐渐站到钱镠对立面的反派典型人物。他在钱镠晓以大义之后，因深感罪孽深重、无地自容而挥剑自刎，说明其尚存某种自省之心，也构成一个极为震撼人心、极具穿透力的剧作场景。

《吴越长歌》是浙江话剧团精心打造的一部具有历史与文化寻根意义的话剧佳作，反映了浙话在题材领域的多向度选择和多样化展现能力，以及浙话“新势力”在创作和表演上新的拓展和进步。该剧通过对浙江历史过往的深情回顾与审视，以现代眼光进行有力开掘和精准表达，不仅形象地再现了千年前的历史风云和时代氛围，而且精彩地体现了特定地域的文化符号与心理特征，从而赋予人物、生活以复杂的品格与诗意的质地，使这部以庄重之姿推出的吴越国历史正剧，如同一曲百转千回、浩气永存的长歌，具有了令人赞赏的思想与审美的冲击力。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