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新

聂耳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抗争史与精神史上的重要篇章。策划《号角》之初，编辑团队与作者何南深入沟通，希望这本书不止于个人传记，而是一部凝聚民族情感、呼应时代脉搏的文艺作品。作品依托云南深厚的红色文化土壤，将聂耳的个人命运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力求在个人的“小故事”里呈现出民族的“大情怀”。

作品以“诗性叙事”为核心创作方向，尝试在叙事诗这一相对小众的体裁中，承载宏大的历史主题。这既是创新，更是挑战。创作过程中，作者数次深入昆明、玉溪、上海等聂耳生活过的地方采风，查阅大量历史档案，采访相关研究者，力求在诗意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编辑团队则全程跟踪，从结构设计到史料核实，从意象锤炼到语言节奏，与作者反复打磨，最终形成了“小引+诗章”这一独具匠心的双重文本结构。以纪实笔法奠定历史基石，以灵动诗行放飞艺术想象，虚实相生，让聂耳的形象在历史真实与诗性光辉的双重烛照下，变得立体、鲜活、可感。

如何让这部诞生于特定历史语境的作品，与当代青少年读者产生共鸣？这就既要坚守内容为王的原则，也要注重形式创新。一方面，严把政治导向关与史实准确关，在相关领域专家的审校下，确保大量党史、国歌史细节经得起推敲；另一方面，编排设计考虑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内文版式力求疏朗清新，在关键历史节点配以简要背景说明，帮助读者理解。

作者在诗行中书写聂耳的过去，也观照当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读者读到的聂耳，不仅是“为国而歌”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会迷茫、有焦虑，但在艺术道路上始终孜孜以求的热血青年。这种“青春化”的叙事视角，拉近了历史人物与当代读者的心理距离，有利于让红色精神的传承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认同”。

在诗歌艺术层面，《号角》进行了一次可贵的美学探索。它将史诗的宏大叙事与抒情诗的细腻表达融为一体，既保持了历史题材的庄重感，又赋予了文本强烈的音乐性与情感流动性。作品通过富有节奏和意象张力的现代诗语言，构筑出一个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诗意空间，让“为国而歌”的精神主题不再局限于史实的复述，而是升华为一种可诵读、可感悟、可内化的审美体验。这种以诗铸魂、以美育人的实践，正是《号角》在艺术上取得突破的关键，也让红色题材创作展现出历久弥新的文学感染力。

《号角》的探索并未止步于纸质书。该书的有声书由表演艺术家张凯丽和朗诵艺术家张宏演绎，他们以深沉动人的声音为文字注入了新的生命。在有声读物的录制过程中，艺术家们对作品内涵的深刻理解，为受众增添了新的艺术享受。当激昂深沉的朗诵声通过音频平台、学校广播、线上活动流淌出来时，作品的感染力突破了阅读的局限，实现了更广泛、更具沉浸感的传播。后续，《号角》还会被改编为音乐剧或舞台剧，诗性的文字也将转化为更具现场感染力与艺术张力的综合表演作品。

《号角》的创作实践为红色主题内容的深度开发打开了新的可能与空间，作家和出版人正积极推进从“图书”向“文化IP”的创造性转化。不仅繁体中文版的出版工作已提上日程，力争满足世界各地华人读者需求，而且结合云南地方文旅资源，联合云南有关部门设计聂耳与国歌主题文化体验路线，推动红色资源与旅游、教育深度融合。这些拓展与延伸，是以红色历史人物的故事为原点进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文化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更有效、更深入的传承。作品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因为它成功地将历史课本中的聂耳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激情的青春生命，让国歌的精神内涵变得可感可知。许多小读者是通过《号角》，才第一次真切地“认识”了聂耳，理解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引发他们探讨青春与信仰、个人与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聂耳的故事被写入诗行，《号角》奏响的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旋律，激发的是代代相传的奋进力量。这嘹亮的号角声，将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持续回荡，催人前行。

（作者系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