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先生三部曲”的创作，前后持续了整整8年。

起初，我只是想为外孙女“小蛋白”写一本书。从她懂事起，我便常带她亲近自然，教她辨认花草树木，希望她拥有一个贴近大地、热爱万物的童年，不被各类培训班束缚天性。8年前的夏天，在呼伦贝尔一片如梦似幻的白桦林中，“小蛋白”给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在她眼里，外公认识所有的树木，于是她叫我“Mr.Tree”（树先生）。那一刻，白桦树的纹路如星辰般明亮，“小蛋白”欢跳得像林间小鹿。此后每逢“紧急情况”，她便大声呼救：“Mr.Tree！Mr.Tree！”《植物先生》的书名，也由此而来。也正是在那时，我发现身边许多人，尤其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面对漫山遍野的花草，往往叫不出名字。我们与自然的疏离与割裂，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于是，我的私人写作，渐渐多了一份公共使命。但我依然坚持为孩子而写。三部曲的扉页，分别题献给“小蛋白”、二宝，以及天下所有孩子。孩子的天性里，本就藏着对植物与生俱来的敏感与亲近。把书献给孩子，也就等于献给一个家庭，更能带动亲子共读，让自然走进生活。

我自幼喜爱植物，熟知南瓜花何时绽放，枫杨树何时挂起“元宝”。守着屋后的一片竹园，我懂得春分食春笋、夏至食鞭笋、冬至食冬笋，节气轮回本就是指导农事的天然指南。也正因如此，我很自然地将植物书写与二十四节气结合在一起。植物依节气而生长，每一次物候变化，都能在草木身上找到印证。这天然搭建起清晰的时间框架，也赋予植物鲜活的生命节律。孩子们读来亲切易懂、富有仪式感，仿佛跟着植物一同走过四季轮回。我索性将《植物先生》，打造成一套“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

节气教会我观察植物的时间秩序，而走遍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则让我看到：植物同样是人类情感的永恒载体，东西方文明在此奇妙交汇。某年春天杏花盛开之际，我走进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见到了镇馆之宝——《盛开的杏花》。这幅特写画作是梵高晚年为庆贺弟弟提奥之子降生而创作，视角完全来自襁褓中的婴儿，仿佛孩子躺在杏花树下向上仰望。因此观赏时，最好将画面倒置于头顶，如同婴儿望向天花板，能看见光影自蓝天洒落，光点透出澄澈的天蓝色。这是梵高倾尽心血之作，发病时被迫停笔，病情稍缓便立刻继续。在他穷困潦倒的一生中，《盛开的杏花》是一曲纯净的生命赞歌，他倾注了最真挚的爱与祝福，寄予新生命无限希望。

那么，这些观察与感悟该如何落笔成文？在整个系列的创作中，我始终遵循十六字写作思路：科普打底，人文培土，地标导航，游记呈现。为实现“地标导航”，我近乎痴狂地奔赴世界各地，追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植物。为写好银杏、水杉这两种中国特有珍稀植物，我先寻访“天下银杏始祖”与“水杉之王”，再花费数年时间，循着它们引种海外的轨迹，走遍全球，记录它们在世界各地的生长踪迹，足以分别绘出银杏与水杉的世界分布图。这种“地标导航”式写作，让知识、节气、行走、传统与情感融为一体。在我的文字里，每一株植物都不是背景或道具，而是与我平等对话的生命。当我来到德国魏玛歌德故居和博物馆，从“歌德的银杏树”上摘下一片二裂银杏叶寄给“小蛋白”时，银杏在我心中已然是世界级的生命巨人，是历经万世沧桑、永恒不朽的自然神话。

有专家老师评价我的作品，认为《植物先生》系列图书在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领域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写作赛道，提供了“植物文学”的写作样本。这一评价，也为我们思考相关命题打开了新的视野。借此契机，不妨先厘清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自然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观察与感悟，生态文学关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而植物文学，恰恰是二者共同的基石。倘若没有对植物本身的深切认知，所谓“热爱自然”便容易流于空洞。植物文学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入口——当你真正了解一株草如何破土、一朵花如何绽放，才可能真正理解自然的伟大，也才可能生发保护自然的自觉与行动。

展望未来，植物文学的天地何其广阔。城市化进程中，孩子们离土地越来越远，对植物也越来越生疏，这恰恰意味着植物文学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它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更是一种文学的回归，一种重建人与大地情感联结的方式。

我时常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多年以后，“小蛋白”也带着她的孩子走进一片白桦林。那个孩子或许同样会发现树上有许多“眼睛”，会追着问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小蛋白”会告诉他：“我们叫它Mr.Tree——因为很久以前，有一个爱树的人，把所有树的名字都记在了心里。”如果真有那样一天，我想，这几本书，就没有白写。

（作者系《植物先生》系列图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