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的生成，归根结底是面对新的实践，“语言的困惑”使得已有的概念工具已经无法进行有效解释。所以，新的概念或是对新实践的概括，或是基于对现状反思而寄托的新期待。“大文学观”的提出，可以说上述两种情况兼有。这可以从其两种读法展开讨论，即“‘大文学’观”和“大‘文学观’”。这并不是语言游戏。作为一种“前缀型”（在传统“文学观”这一语词前用“大”进行修饰）概念创构，其含义也应根据基本语素的排列顺序展开分析。这是进入研究首先应当厘清的工作。

“‘大文学’观”是对当下文学现场的回应

“‘大文学’观”，即用一种“更大”的视野来审视“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追问哪些创作实践正在进入“文学”，或扩展了“文学”的边界。朱自清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就提到：“什么是文学？大家愿意知道，大家愿意回答，答案很多，却都不能成为定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这充分说明，“文学”并非一个先验固定的范畴，它的边界总是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而被不断改写。

一方面，“大文学”意味着基于已有文学实践，对新出现的文学形态进行有效观照。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大功绩，是将传统的“俗文学”（小说、戏曲、民间说唱等）纳入正统文学范畴，那么今天所谓的“大文学”视野，则试图对互联网空间里更为庞杂的创作进行发现与接纳。除了已被“正名”的“网络文学”外，还包括社交媒体上的素人叙事（微博超话故事、小红书笔记体散文）、轻量化短文体（公众号“软文”、豆瓣广播中的微型小说）、参与式社区文本（知乎问答体叙事、弹幕和留言中的即兴创作）等。对新的文学形态的发现与收编，本质上还是对众多创作群体的承认。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大文学观”的讨论，是在“新大众文艺”讨论过程中生成的，这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民大众创作主体性的尊重。这也是对文学写作和传播媒介发生巨变的及时反应。

另一方面，“大文学”还意味着，在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以“文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文学的存在方式。在以往，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之一，是文本建构是否以文字符号为核心载体。当下，视听媒介高度发展，基于文字符号的创作或阅读，已不再处于文艺传播与接受格局的“风暴眼”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重要，因为讲好故事、善于表达，一直是文艺的重要追求。例如，在电影中，受众固然关注导演风格、演员演技或视觉修辞，但它的“基本盘”仍是编剧所写的故事。可以说，在今天的“大文学”格局中，基于文字符号的创作依然构成其他艺术类型的重要基底，如短视频的文案、微短剧的剧本、脱口秀的台词、游戏中的叙事设计等。这些艺术类型当然不是“文学”，但却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传统以文字符号呈现的文学，延伸出“文学+”的存在形态。这并非简单的“文学性的扩散”，而是在媒介技术、艺术生产、传播结构与文艺接受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语境下，理解文学存在方式的应有视角。

“大‘文学观’”中的重要寄托

如果说“‘大文学’观”是对变动中的文学现场的概念归纳，那么“大‘文学观’”则寄托着理想，这一理想是具有未来性的。在此读法中，“大”是对“文学观”的修饰。“尚大”本就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无论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还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大”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之多、体量之巨或规模之宏，它还有一层形而上的含义，即包容广博、生生不息。《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更清楚地说明，刘勰论“文”的起点，就不是一种狭义的文体技巧，而是把“文”放在天地生成与人文秩序中来把握。那么，“大‘文学观’”中的理想寄托是什么？或许可以理解为，期望文学能够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起内在而紧密的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学要同社会生活建立起内在而紧密的联系，关键就在于它能否真正进入“具体的人”的生命世界。“具体的人”，既是“人民”这个宏大概念的具体化，也是对抽象、空洞的“人”的超越。“具体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人”，带着日常的烟火气，有着朴素的愿望与烦恼。因其“具体”，所以“真实”，所以他们也是历史进程中“时代里的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折射出特定时代的风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对“具体的人”的书写，才能真正把社会生活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内容。因为让读者读有所感、读有所思、读有所动的，往往不是某种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生命经验中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张力与精神境界。文学只有写出“具体的人”，写出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去爱、去痛、去追求、去奋斗、去承受，才能使社会生活获得感性的形式，也才能真正激发读者的共情共鸣。

故此，“大‘文学观’”之所以“大”，正在于它要求文学不断向生活的深处打开，将人民的现实处境、情感经验与精神活动纳入文学表现之中。不过，强调文学回到生活，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直接等同于生活记录。生活要真正进入文学，还必须经过形式建构和艺术提炼。正因如此，“生活”与“虚构”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相互牵引、相互生成的辩证运动，而这一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新中国初期的文学创作，洪子诚曾提出“一本书作家”的概括。其所揭示的，是当时一批作家在写作上较多依赖既有生活积累和切身经验，而相对缺乏虚构能力与艺术构型能力，“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便成为另一难题”，所以这些作家往往就只有一本代表作。今天回过头看，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发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学创作中对于虚构、叙述和形式的自觉，提升了文学处理经验、组织现实的能力。当然，“大‘文学观’”并不是退回到对生活的朴素依赖，也不宜停留于形式自足的文学观念之中，而应当在吸收“纯文学”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基础上，更高层次地回到生活本身，最终在审美创造中实现历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大文学观”的可实践性

“‘大文学’观”与“大‘文学观’”，统一于“大文学观”这一概念之下。二者生动体现了当下文艺现场中“普及—提高”的辩证运动。“大文学”是数字时代人民文化素养提升后文学样态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而“大‘文学观’”则是一种具有未来性指向的文学理想，它呼吁的是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学经典。二者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套话语：没有文学活动的大范围扩展，就难以激发全面的审美提升；没有价值理想与经典意识的持续牵引，文学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数量增长层面。因此，“大文学观”的任务，可以概括为，推动“‘大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也就是推动文学由广泛生长走向内在提升，由类型繁荣走向经典生成。

那么，“大文学观”是可能的吗？《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为4583.7万部，较2024年新增418.6万部。面对如此海量的作品，我们怎样展开有效的批评，找到那些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思想高度与深度的作品？与此同时，“大‘文学观’”中对“生活”的强调，在今天也遭遇新的理论挑战。当下，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写作者是否仍然能够有效突破自身经验边界，进入他者的生活世界？其次，在文学接受日益平台化、社区化的当下，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经验是否仍然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进一步说，当公共生活本身越来越被算法切割、被兴趣社群分流时，所谓“共同的社会生活”，是否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这些问题都说明，今天重新申说“生活”与“人民”，已经不能停留在朴素的现实主义信念上，而必须正面回应新的技术条件和经验条件。

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在1930年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他指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鲁迅揭示了文艺大众化需要文学内部力量与政治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这一见解十分深刻。这里的“政治之力”，不妨理解为社会整体性文化氛围的营造、良性的文艺制度的建构，以及先进的创作“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王计兵通过诗歌，让我们“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感受到“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那般的生命力与震撼。这里的共鸣，超越职业，而唤起读诗者对生活的赤诚。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王计兵本人的“文学之路”和“被发现的过程”，这背后既离不开当代中国基层文艺传统的滋养，也离不开互联网强大的传播效能。当下，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在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鲁迅当年的“提示”，正在逐步实现和向前推进。就此而言，“大文学观”是可能的，而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耐心地让制度、技术、艺术与人心在时间的淘洗中不断磨合，让“政治之力”与“文学之心”持续对话、相互作用。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译丛’与新中国初期世界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1949—1965）”（项目编号：2024EWY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