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就迷上了云南南部的那片雨林区域，包括此地众多民族的神话、史诗和雨林中无处不在的神秘主义幻象，以及我个人置身于雨林所获赠的孤单、狂喜和哀伤。这一区域主要隶属于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和德宏等州市，是傣族、哈尼族、基诺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的聚集区。20余年间，我数次前往这一区域做田野调查，写作并出版了《普洱茶记》《临沧记》等非虚构作品集；诗集《云南记》《基诺山》《击壤歌》《豹寓言》中的大多数作品，也都取材或创作于田野调查的途中。为此，我还编辑出版了《雨林叙事》和《西双版纳在天边》两本诗歌选集，借以向这方神圣之所致敬。把这一区域说成我的“文字故乡”或“精神策源地”一点也不为过。在《云南记》再版“自序”中，我曾说过：“云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神灵，有令人惊叹的数不胜数的古代史诗，有状若天堂的山水世界，我什么也不多想了，只想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给养地，血管连通大江，头颅靠着雪山，灵魂游荡于雨林，把本身已经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现实元素，通过自己的择选，有节制有标准地书写下来，让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档案。”当然，这样的文字，目的只是为了定义我与雨林之间的关系，而在诗集《豹寓言》和《临沧记》两书的自序中，我除了继续确认这种关系之外，还开始触及语言问题。前者说道：“我之所以写，基于对所写之物的好奇、看见、发现、思考，也基于我热衷于将自己的思想、知识、审美能力，注入所见的事物之中，使之成为‘此物’之外的‘彼物’，并且努力让语言及物、及义。”后者又说：“在游历披古阅今的众茶山和起源性的司岗里、牡缅密缅、勐相耿坎这样一些以天堂命名的人间秘土期间，我还创作了诗集《豹寓言》——以此为‘礼失而求诸野’这句出自《汉书·艺文志》的古老谚语招魂，并再次探索语言的源头性在我诗歌创作中的可能性。”

一个是语言的及物与及义问题，另一个是语言的源头性问题，它们之所以被我郑重其事地论及，原因不外乎我常在昆明与雨林间往返，穿行在个人视野内的“汉语写作现场”与“原生的语言旷野”，见识到一些文字的空洞、苍白和异化。对当下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领域出现的语言失信与失真问题，我也颇为惊诧，更对诗歌的同质化和盲从西化的现象产生了抵触情绪，继而忍不住在四下无人的地方，吼上两嗓子。

大抵是2003年的春天，我有过一次近两个月目的地不明的雨林漫游，但事实上我的脚步又局限于景洪市的基诺山和勐海县的勐宋山——它们是确切的地理区域，可又因其梦境般的气质，让我将它们等同于找不到边界的概念中的雨林。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世界的尽头，这尽头又是另一个世界的起点，有浩浩荡荡的风物由此向着未知的辽阔空间铺展出去。

进入基诺山的第一天，我经过路边的三个村庄，傣语名字分别叫作“巴飘”“巴坡”和“扎吕”，汉语意思分别是“初恋”“热恋”和“结婚”。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是这么记录的：“巴飘、巴坡、扎吕，有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它们之所以成为三个村寨的名字，应该是起源于基诺族人的始祖玛黑和玛妞的情爱历程，意在于神圣的定位和纪念，可我隐隐觉得，它们应该是神话之下的拓荒者对立身之所天真的命名，是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进行唯美的定格，而非对神话的古板屈从。并且，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初恋、热恋和结婚这样的词语来命名村庄，在语言学上是一场无法复制的壮举——这唯一性的语言，无论聆听多少遍，我的心脏均是一面巨木雕造的永鸣的太阳鼓。”也是那一天，黄昏时分，我去到了杰卓老寨——传说中人、鬼、神分家之后，基诺族人祖先最早定居的地方——并在那儿写下了一首名为《基诺山上的祷辞》的短诗：“神啊，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请您明天让我捕获一只大的麂子//神啊，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祈求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它的产生是如此简单而直接：一个从杰卓山中归来的基诺人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把手中拿着的“猎物”（不是麂子）放到地上，他就跪到地上，开始面向杰卓山，向山神祈祷。我依稀听到了语言学中最为干净也最为坦诚的、并无向上奢求的“小”与“大”、“一”与“两”所串联起来的一段语义回归本真的完美祷辞。那个瞬间，我更像一个古代的采诗官而不是一个诗人，语言也没有成为“诗”，而是成为一道照亮我的闪电。

《基诺上的祷辞》发表后，有的读者从中看到了人“深渊般的欲望”，但多数读者包括我本人为之喜悦的还是语言的及物与及义，朴素、自然、天真，而且所谓的欲望又是如此的节制，只是由“一”而“两”，由“小”到“大”，在商品时代的贪欲之海中仿佛一盏只能照亮人脸的灯。当然也有人认为，麂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不能猎杀的，诗中“事件”即现实事件，理应追责。对此将诗歌创作等同于现实本身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看见的猎物原本就不是麂子，而是用藤子串起来的几条野鳝。我将其置换为“麂子”的行为，约等于《酉阳杂俎》中那位老和尚“射虎”，虚构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成就一种值得信赖的“诗歌现实”。

这次基诺山之行，是我写作诗集《基诺山》的缘起。2014年秋天，《基诺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序言中我写道：“诗歌写作的难度，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将‘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一些人容易将它们混为一谈，一些人则喜欢用后者彻底覆盖前者，我奔波在两者之间，就像基诺人或者乌蒙山人奔波于人间与天国之间的那条盘山路。古代基诺族人被逼到尽头上的超现实情爱观认为，人与鬼是可以谈恋爱的，人与神是可以结婚的。我觉得，在现实中，我是那个与鬼谈恋爱的人，在‘诗歌的现实’里，我则是那个与神山之上的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

我由基诺族人世居的基诺山漫游到有着很多拉祜族山寨的勐宋山。当时我对拉祜族并无多少了解，只是粗浅翻阅过拉祜族的创世史诗《牡帕密帕》和迁徙史诗《根古》。史诗中说，拉祜族的创世始祖厄莎在造人的时候，专门给拉祜族人锻造了一支金箭、一支银箭和一支铜箭，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必须离开天堂般的故乡牡缅密缅，你们就朝着南方射出这三支箭，箭落之地，就是你们新的故乡。没人能预测到勐宋山是那三支箭的降落之所。

在以竹筒茶闻名于世的那卡村，拉祜茶人娜卜是一个极为幽默的人，她瞪着一双大眼睛，如此回应我的提问：“也许三支箭没有一支飞到勐宋山，我们跑得比箭还快。”然后指了指山上的古茶园说：“因为我们的鼻子灵，早就闻到了茶香，抢先把这儿当成了新的牡缅密缅。”

她的幽默是有原因的：传说厄莎女神造文字的时候，把傣族和拉祜族的祖先都召至天国，让他们认真记录。傣族祖先把自己的文字记在了贝叶上而得以流传世间，拉祜族祖先则把文字记在了充饥的饼子上，把文字吃进了腹中，记在了心上，所以拉祜族人的话语一直独立于“文字”之外，每一句话都是亮堂堂的“心语”，出自肺腑。

后来，娜卜成了我20多年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友，我知晓的关于勐宋山乃至整个勐海县的雨林消息大多数都源于她。也就是那一次，她认真地告诉我，按照20世纪50年代初期族群认定时的阐释，“拉祜”的意思是“猎虎”，拉祜族是一个猎虎的民族，并随口唱出了《根古·牡缅密缅》中的几句：“牡缅坝头银垭口，黑竹弩箭打老虎。密缅坝头金垭口，黄竹弩箭打麂子。打得老虎烤肉吃，虎肉好吃满口香……”一边唱，一边还比画着以箭射虎的动作。

之后，我翻阅过不少的地方文史资料，解释“拉祜”一词时，口径都与民间传说一致：猎虎。在勐宋山、南糯山、布朗山和双江县的“倮黑大山”，人们介绍拉祜族，无一不是“猎虎的民族”，有的拉祜族青年在自我介绍时甚至会说：“我是一个杀老虎的人。”而我也不止一次在写作中使用过这样的定义，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就在同一片雨林中，时间转移至2024年春天，也就是我第一次进入基诺山的21年后。当我来到勐宋山西面冰岛峡谷中的南迫老寨——史诗中拉祜族人迁徙史上的一个重要中转地——与人们交流时，这种定义遭到了拉祜族人罗扎克的明确反对。

他双目有神，逼视着我：“拉祜人怎么会杀老虎呢？”

他说这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老虎的伴”。

老虎的伴，虎伴。听到这个词的一瞬，我开心地叫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在之后另一次关于拉祜族人迁徙史的田野调查中，我在与拉祜族老者闲聊时，听到了一则与《根古》打虎之说内容相反的民间故事，大概内容是：拉祜族人的一个古代若末（大酋长），曾经建立了一个天堂般的部落，但他们不善于战争，就领着仙女般的妻子、足智多谋的占卜师和几个勇士，前往澜沧江的对岸去找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向他学习打仗的法术。可在学成之后返回部落的路上，因为“无所不能的人”忘了教会他们把万物变为美食的方法，他们无法忍受饥饿，只能施展出“无所不能的人”教给他们人变野兽的法术，希望能追捕到猎物果腹，结果当咒语一念，大酋长变成了老虎的头，他的妻子变成了老虎的腰身，四个勇士变成了老虎脚，占卜师变成了虎尾，他们共同变成了一头之前世界上没有的“老虎”，并将不曾变化的随从遣返部落。“变虎”的目的是觅食，但成为森林之王后，老虎没有回归部落。拉祜人没有怨恨这几位变虎未归的人，反而时时赞美，并因为老虎具有拉祜人的血统而把老虎视为拉祜族的一个分支。

我无法查证这个民间传说诞生的年代，但它与罗扎克所说的“虎伴”一词如此贴合，让“猎虎”一词在演变中获得了更为纯正的血统及其合法性。同时，也向我个人昭示了语言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属性，让我在书写时把文字的准确性、有温度、有人性和神性这些品质视为了方向。

（作者系诗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