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文学就是原创”的声音得到越来越频繁的强调。实际上，这本是一个不用过分强调的常识。但当常识受到忽视时，对常识的重申也就变得非常必要。文学创作可能会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可能会包含对传统的借鉴，但最终应该呈现出写作者的独特思考和崭新表达。这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一文中所说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写作的生命就在于原创。

何为原创？我想到了两个词语：“与众不同”和“不为人知”。第一个词是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说的，他认为“一个作家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优点，就是与众不同”。第二个词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的，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一个发现者，他在摸索中试图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写出不为人知的世界，这代表了文学原创的价值所在，当然也代表了原创的艰难所在。当打开电脑敲下第一行字，写作者要保证此后的每一个字、词、句、篇都要与众不同，表达出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何其艰难！它们像山峦一样横亘在写作者脚下，我们必须一点一滴地去踏平它们。

可以这么说，每一部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经典作品，无不是原创性的一次胜利。有多少部经典作品，原创性便有多少个呈现维度。譬如，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思想批判的经典范式。其中的一篇篇作品，将各色人物置于人性的锋利手术刀下加以观照，凸显了“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老舍的《骆驼祥子》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主线，聚焦底层劳动者在时代洪流中的苦难命运，显示出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沈从文的《边城》以湘西边地叙事为根基，建构了一个诗意、干净的审美世界，让地域风情与人性之美完美融合，抵达了他心念的“精致，结实，匀称”的“希腊小庙”。正是这些作家对原创性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一部又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经典作品。这一系列作品彰显出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独创性，在不同年代的读者之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响。

在外国文学作品中，谈到原创性和典范性，自然绕不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们读《包法利夫人》，会被它的人物、故事和精湛艺术折服。读了福楼拜的书信，我们才会发现，当年他写《包法利夫人》时经历了莫大的困难和痛苦。福楼拜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写作进展缓慢，“拦路虎”众多。譬如，结构上的——“情感的衔接使我痛苦万分，而这本书中的一切都取决于此”；对话上的——“对话多困难呀，尤其在你想把对话写得有个性时”；语言上的——“要把一些俗事说得既恰当又朴实，这简直是受罪”……这些困难的出现，与福楼拜的崭新艺术探索有关。福楼拜一改前人的写作路径与范式，把故事的传奇性降低，不写冒险故事，不写颂歌和浪漫小说，而是写“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引起思索”的文学、“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的文学。待这些写作困难在五年漫长的煎熬中有惊无险地克服后，作品的原创性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因此，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新的艺术法典”。

中外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启示我们，原创不是重复已知的世界，而是写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和创造不为人知的世界。原创不是刻意求新求异，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经验和想象力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文学原创才是异常艰难之事。

在“五四”时期，面对古代经典的巨大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开启了自己的探索。他们的探索经验，对我们当下的写作依然富有启示意义。对于写作的原创性，鲁迅先生虽然没有专篇系统论述，但散落于其书信、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也很有洞见。他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同时，他强调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认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为了创造出真正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鲁迅呼吁作家们摒弃虚伪和欺骗，真实反映生活。他说：“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在传统文学资源和外国文学资源的滋养下，在一代代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中，又积累了丰富的优秀作品。我们面对这样的一座座高山，依然要像“五四”那一辈作家一样，探索出自己的新路，开辟出“一片崭新的文场”，走出“影响的焦虑”。

毫无疑问，写作（特别是创造意义上的写作）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如果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就会落入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洗稿的诱惑，甚至是抄袭的诱惑。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抄袭行为的发生，来源于作家遭遇写作难度时的退缩和放弃，可视为一个写作者的懦弱和无能。面对一个场景的描写、一个比喻的寻找、一种情感的衔接，作家达不到自己理想的写作效果又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克服写作难度时，便从他人作品中移花接木，甚至直接复制粘贴，那么，写作的原创性就丧失了。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抄袭的祸根和地雷就此埋下了。你的内心也会自我煎熬，因为写作的价值和根基被你连根拔掉了，没有原创性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看来，写作者在经验不足、表达不顺畅的时候，可以适当降低自己的创作量和发表量，真正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在保持甚至提升原创性上下功夫。

在原创性问题上，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AI写作。我任职于一家文学期刊，编辑部收到越来越多的“AI稿”或“疑似AI稿”。这些稿件来自朋友投稿、熟人推荐、刊物邮箱等各个渠道。既然稿件来了，就得处理。要处理，就得面对一些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譬如，如果确认一篇稿件为AI参与稿件，是否应该一律拒绝？一篇AI稿件如果达到了刊发水准要刊发吗？假如读者读到了刊物刊发的一篇“漏网”的AI稿件会有什么反应？这些普遍而现实的问题常常困扰着编辑部的每一个人。目前能做的是，先凭借编辑职业嗅觉，作出初步判断。针对有“AI嫌疑”的作品，再借用检测工具来检测。如果检测结果显示AI浓度为30%或者其他数字，也恰好印证了我的怀疑与判断。此时，我内心松一口气：这个稿子经过了我的手，但没有因为疏漏把它刊发出来。

以上是从编辑的角度来看AI写作。那么，回到作者的视角，回到原创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AI写作？有作者（AI稿件的作者）与我们编辑“理论”和“争辩”，说我们这些编辑故步自封，守着所谓“纯文学”的幻觉拒绝拥抱技术时代，拒绝AI写作。我们回复，我们拒绝的是与AI合作写就的粗糙、低劣、无生命力、无原创性的作品。如果有人用AI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或者一部《百年孤独》，我们会拒绝吗？实际上，真有这样的作品出来，彰显出丰富的原创性，而且毫无AI参与写作的粗糙感，那么，编辑或检查软件想阻止也没有办法阻止。当然，就目前的共识（当然也只是局部的共识）来看，作家可以借助AI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如资料整理等），但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应该是自己写出来的。面向未来，也许会出现越来越成熟的AI作品，也可能会有一些杂志会专门开辟栏目来刊发AI作品。但在这个进程中，人类写作者对原创性的追求不应该减弱，而文学编辑对文学原创的坚守也应坚定不移。

写作终究是如海明威所说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艰难过程。陈忠实特别认同这句话，甚至在将《白鹿原》创作手记结集出版时，将书取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的确，“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写作道德，更是写作者确认自我、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方式，它包含了写作者的生活、经验、情感、思考、想象、气息等，它是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写作的原创即为此吧！

（作者系《福建文学》杂志社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