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到来前夕，文艺报社举办了“我的阅读故事”征文活动。这次征文得到了读者朋友们的热情支持，短短半月收到近2000篇来稿。经过四轮匿名评审，最终评选出10篇优秀作品。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阅读故事，或质朴，或温暖，或细腻，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故事中反复被提及的阅读的力量。这些埋藏在心底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正是阅读这束光照亮了每个人的生活，赋予生命昂扬向上的蓬勃能量。愿我们都能保持阅读的习惯，以书籍为终生挚友，让阅读形成风尚，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编 者
父亲的话
□刘洪战
那一年，我在住校。当时的课本远远不能满足我对阅读的渴求。我记得课本里有一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秋季的泥泞里，吃着黑面包的工人，为了祖国而奋力伐木，他们的坚强打动了我。于是，我就到公社的小书店去买书，其实也不算书店，就是供销社大房子里的一个独立柜台。卖书的是一个姓卢的中年男人，他长得很和蔼可亲。买书的人只要有书名，即便店里没有这本书，他也会记下来，等着坐去县城的班车帮你提书。
老卢说，这本书没有了。我给你去县里提书去。下个星期日，就会有了。
那你得给我留着。
老卢点了点头。据说他认识我的母亲，所以对我很客气。
终于熬到了星期日，我清晨4点就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供销社门口，到达时大约5点的样子。街上没有一个人，凛冽的北风吹着，我冻得直跺脚。尽管耳朵也冻肿了，可是我很兴奋。为了买书，我一个星期没回家。
7点多，老卢终于来了。
他看见我，很是吃惊。等我说起买书的事情，他有点歉意地说，这个星期他家里有事，没有去提书。下个星期吧。
那好吧。我有点失望地转身要走。
老卢又说，孩子，下星期日，我一定给你提来。这本书两毛六，你有钱吗？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两毛六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买书的决心很大。我有，卢大爷，你帮我提吧。
下个星期，我就琢磨着怎么攒够钱，母亲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一元钱，这是六天的饭菜钱。于是我早晨买五分钱的咸菜，中午、晚上就不买菜了。
就这样，我最后攒了三毛八分钱。
雪化了，残雪和冰水交织着，鞋子很快就湿了。
我又来到公社的书店门口，刚才有大集，人很挤，我很不容易突出重围，来到供销社书店。
老卢先撇下别的顾客，直接拿出书来给我。
我接过书，看着封面，红色的刻版画人物头像，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心里的英雄——保尔·柯察金。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原型就是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
等我一摸钱，棉袄已经被人割破，藏在棉袄内侧的钱被人盗走了。汗水一下子流了下来，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老卢关切地问，怎么了，孩子？
我，我的钱被小偷偷了。
老卢看着我被割破的棉袄，摇了摇头。
我失望地往回走着，泪水冻在了脸上。等再攒够两毛六的时候，那本书早已经被人买走了。我很是遗憾，但终究无可奈何。
临近年关，父亲去了一趟县城，说是去卖兔毛，置办年货。天快黑了，才回来。一进门，父亲就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出门，赶紧帮忙接东西。父亲是走了30里山路回来的，他看着我开心地笑着，突然从棉袄的衣襟里面掏出一本书来对我说，洪战，你看。
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接过书，头也不回地坐在磨道上，将书放在磨盘上面。一想这不行，赶紧回屋找了一张报纸把它包了起来。
父亲慈爱地说，喜欢读书，就告诉大大，我帮你买。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从老卢那里知道了我买书的事情。父亲去县城没有去吃他喜欢的豆腐，将钱省下来，又凑了一点卖药钱，为我买了这本书。
父亲说，以后自己长大了，能挣钱了，就要去买书……
父亲十几年前去世了，他说的话，我一直记着。
（作者系国铁济南局青岛电务段信号工人、山东省作协会员）
工地“书虫”
□谢爱平
在高考遭遇滑铁卢后，我背起行囊，戴上柳条安全帽，跟随表哥来到无锡，当上了泥水匠学徒。
五一劳动节，我随工友们去锡惠公园玩。见锡山大桥堍有一处露天租书摊，随即从公交车上下来，往回走。哇，连环画有几千本！榆树根做的小矮凳，呈暗黑色，两头翘起，中间凹面光亮。我一屁股坐下。摊主是一位老者，带来三个萝卜丝馒头作中午饭，见我一直没有“挪窝”，便捏了一只给我。直至日落西山，我看了25本连环画。老人和颜悦色，笑着说：“佬小（吴方言：小孩），我收摊了，只收你两毛钱吧。”借阅一本“小人书”收取一分钱，也算是打了折扣。我一摸口袋，糟了，身上只有一毛五分钱。早上出门，我准备带钱时，表哥说：“快些走吧，我带着钱呢。”这让我很是难堪，窘迫地向老人解释着，并将口袋翻了出来。大爷和蔼地笑着，执意只收我一毛钱，说是留五分钱让我坐车。我用纸币包住硬币，丢进铝制饭盒，鞠个躬，一溜烟走开。那一天，“小人书”给了我吃大餐的饱腹感。
此后，我得了个工地“书虫”的绰号。我时常趁着午饭半个小时的当儿，溜到化肥桥书报亭买杂志。有时路上耽搁久了，错过食堂开饭时间，只好将皮带紧上一个扣眼，饿着肚子出工。工头看我裤兜里塞着书，很是不爽，骂骂咧咧：“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嗐，我“三更有梦书当枕”，碍着谁了，咋的就成了“四不像”呢？后来，我把书贴胸藏在背心里面，外面有腈纶衫罩着，一般不会被发现。收工回宿舍后，取出的书籍染上了浓重的汗味。时日一久，背心让书角戳穿一个小洞。
不管怎么说，读书为我单薄的人生涂上了相对厚实的底色。在泥水匠、木匠、电焊工、油漆工的队列里，文学青年注定属于“另类”。工友们晚上打牌、喝酒，而我则躲在蚊帐里看书、做笔记。到了规定的宿舍熄灯时分，我只能“转移”到路灯下或厕所里。
诚然，读书是最廉价的投资。在无锡工地上的那8年间，头枕着标准砖，总是做着“文学梦”。后来，我偶尔在《人民日报》《扬子晚报》《无锡日报》上发点“豆腐块”文章，居然被老家新组建的报社看中。我由“码砖头”转型为“码汉字”的新闻记者。
梦想花开终有期，工地“书虫”心自怡。
（作者系退休记者、江苏省作协会员）
妈妈，你的钱会用完的
□陈 焱
怀孕那年，我听樊登讲《布鲁克林有棵树》。一个贫困、父亲酗酒的家庭，怎么养得出有安全感的孩子？我边听边想。听完我明白了：尊严、希望和爱，跟钱没有直接关系。
书里有个情节，我记了很久。
妈妈凯蒂很穷，女儿弗兰茜喜欢闻黑咖啡的香味，喝上几口就倒掉。姨妈说她太浪费，凯蒂却说：“这是孩子的权利，这杯咖啡怎么处理，由她自己决定。我们穷人家，偶尔浪费一点点，也是一种快乐。”
读到这里我问自己：“如果换成我，会怎么做？”
答案马上冒出来。我一定会说：“不行，太浪费了，家里又不是有钱人。”
那一刻，女儿的脸出现在我脑海里。她很喜欢一套厨房玩具，念叨了很久很久。不敢直接要，就偷偷在淘宝上看视频，睡前一遍遍地跟我描述：“妈妈，如果我有这个玩具，我就可以给你做饭、煮汤、泡茶……”她的眼睛里，全是一个孩子最纯粹的期待。
可我第一反应是冰冷地拒绝：“不可以，家里已经有了，而且很贵。”
我的语气、我的表情，在孩子眼里只有一句话：妈妈不同意，妈妈不喜欢你想要的东西，妈妈不爱你。
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教她节俭。直到读完那本书，看到凯蒂说的“偶尔浪费一点点，也是一种快乐”，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彻底。我教给女儿的根本不是节俭，是害怕，是不敢要。
那套玩具她念叨了几个月。我找过各种理由：“家里已经有类似的”“太贵了”“你不能见什么要什么”……最后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直到有一次，我请退休的同事吃饭。我刚要去买单，女儿立马跑过来拉住我，着急地喊：“妈妈你不能付钱！你的钱会用完的！”
我愣在那里，同事们都笑了，说：“这孩子真懂事。”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心里突然疼了一下。
她才7岁。在她心里，妈妈的钱是会用完的。用完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能付钱，不能买玩具，不能有任何多余的快乐。
这不是我要教她的。
昨天晚上，女儿又趴在手机上看那套厨房玩具。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她愣了一下，然后靠过来，继续给我讲：“妈妈你看，这个是锅，这个是勺子，我可以给你煮汤……”
我听着，点点头。
那套玩具我还没买。但至少这一刻，她不用偷偷看了。而那笔我一直怕“用完”的钱，其实从来都没有用完过，是我把它锁住了。
（作者系东莞市谢岗中学教师）
农家女的书香路
□王玉秀
我的阅读记忆，是从村子里那盏昏黄的煤油灯开始的。
记忆里，童年没有娱乐的冬夜，总是漫长而冷寂。不识字的奶奶偏偏最爱听故事。姐姐们便四处搜罗小人书，在煤油灯旁念给她听。从那时起，我便发现书里的世界充满魔力，几页纸、几幅画，竟能为一个乡下孩子构建出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地。从此我迷上了姐姐们的那些书。起初认字不多，连蒙带猜，慢慢地字认多了，故事也看明白了。发觉书里就像有扇门，推开它，就能看见村子以外的大千世界。
初中毕业时，姐姐们都出嫁了，我成了家中最大的孩子。面对年迈的父母，十七岁的我拿起了锄头，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个偏远的村落，生活像一潭死水，我内心满是慌乱与迷茫。姐姐们留下的那些旧书，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成为全村唯一一个订阅书籍的人。家里日子清贫，根本没有闲钱给我订书。我顶着太阳、蹚着露水做零工，用积攒下的钱订书。
农家的劳作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难熬时刻。村东稻田浇水要排班，最让人害怕的是轮到夜晚。稻田旁是一片坟地，夜里点点星光，把坟地里的柳树映成晃动的魅影，恐惧让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无边的黑暗中，我只能拼命回想看过的书，让头脑被故事填满，不给恐惧留一丝缝隙。我从未想过，读书竟成了抵抗恐惧最有效的方式。
因自己读书有遗憾，成家有了孩子后，我格外重视教育。只有初中学历的我，通过大量阅读，把书中的知识和道理一点点融进孩子的成长。两个孩子在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都特别喜欢阅读。女儿在书籍滋养中逐渐明晰了追求，后来以村里有史以来最高的成绩，考进了一所双一流院校。儿子在我的熏陶下，也喜欢上了阅读。广泛阅读让他早早养成了自我管理的习惯，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孩子们的成长，让我更加坚信阅读的力量。我开始在村里推广阅读，在农家书屋跟家长和孩子们进行亲子阅读。我自费为村里的妈妈们买书，组织读书会，和妈妈们围坐在一起共读、交流，一起探讨新时代农村妈妈该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分享读书给我和孩子带来的改变，让她们知道读书不仅能丰盈自己，更能给孩子种下爱学习、爱阅读的种子。
让我倍感荣幸的是，我在村里推广阅读的事，被作家苏莉推荐给了《中国妇女》杂志。杂志社4位老师专程从北京远道而来，走进我的农家小院、田间地头，实地采访。后来，《中国妇女》杂志刊登了我的故事。这份认可让我更加看清了坚持阅读的意义。
回想在煤油灯下、稻田旁、劳作间隙读过的那些书，它们早已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阅读于我，是儿时点亮前路的火把，是困境中挺直脊梁的力量。如今，我要把这缕书香播撒在乡野间，让更多乡邻都能与书相伴。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农民）
划在“围城”旁的铅笔线
□李海彬
我设了两个周六早晨7点多的闹钟，第一个响的时候，我睁眼望着天花板，犹豫要不要去。第二个响的时候，我爬起来穿衣，因为想到大唐西市廊柱下的塑料布该铺好了。
穿过古玩城的廊桥，西侧第三根柱子下，书堆已经摆成了不规则的小山。老陈蹲在地上抽烟，见我过来，用脚把跟前的文学类书堆往我这边拨了拨。灰尘在晨光里浮动，我蹲下去，手指划过那些发脆的书脊。去年深秋就是这样，我从他这堆书里抽出一本20世纪80年代的《围城》，淡黄色封面，前面几十页有人用铅笔划了线。
带回家当晚，我没按顺序读正文，而是先翻那些铅笔印。第一章写方鸿渐在归国的船上，有人在那段“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旁边，用力划了一道，旁边批了两个字：“是吗？”字迹潦草，墨迹已经发灰，透着股不服气。我坐在台灯下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20多年前的某个晚上，这本书的前主人也这样坐着，读到此处停住，握着笔，对钱锺书产生了怀疑。
后来我完整地读《围城》，读到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进退维谷，台灯的光把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我想起自己刚来西安那年，也是这般手脚无措。但奇怪的是，读到方鸿渐的狼狈，我没有觉得安慰，反而感到一种清醒的照见——原来那种“既不聪明又不傻”的尴尬，早就被人精确地描述过了，像一根针，隔着纸页刺中你。
从此每周六去大唐西市，我不再只是找书，更像是在找某种接续。上周我在另一个摊位翻到一本《人·兽·鬼》，扉页上用钢笔写着：1994年4月12日，购于解放路新华书店。那个日期比我来西安还早。我把它带回家，夜里读其中的《纪念》，读到“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忽然觉得手里的纸张微微发烫。我开始在旧书上继续写，不是批注，只是偶尔在页边记个日期，或者一个词。上上周读《夜航船》，读到“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我在旁边写：“周六西市的阳光。”
这些字迹会与原有的铅笔线共存。也许再过20年，这本书又会流落到周六的集市上，被另一个人买走。他会看到两道笔迹，跨越时间，在同一个段落旁停留。阅读从来都不是孤独的行为，它把陌生人的困惑、我的顿悟、作者的洞见，都叠压在同一张纸页上，让我们在文字里相遇，却不必相识。
现在那本《围城》仍放在床头。有时深夜拿起，翻到第一章那道铅笔线，我会对着那个“是吗？”轻轻点头。20多年前那个不服气的读者，如果你能看到——我想告诉你，后来我也在这里停了很久，我想，钱锺书说得对，但也不全对。有些积累确实看不见，但它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你读下一本书时的眼光。
周六又要到了。我调好7点半的闹钟，准备放弃睡懒觉，去那个灰尘飞扬的角落，在发脆的书页间，寻找下一个被时间封存的秘密。
（作者系民进西安市委会青工委副主任、西安市青联委员）
书伴人生路
□杨冰清
我家在渭源的山峦褶皱间，半山腰的土坯房顺着山势错落排开，十余户人家的炊烟，常和晨雾缠在一处往上飘。山叫“汪家山”，小时候，邻家大哥窗台上有本《中外文学史》总亮着光——那可是山坳里最打眼的文化亮色。
大哥是村里唯一读过高中的人，那本砖一样厚的文学史，是他从县城中学带回来的宝贝。我特别喜欢诗歌，终于有一天鼓足勇气去借书，没想到大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回家后缠着父亲赶集时捎一个厚本子供我抄书。父亲蹲在门槛上叹气：“抄书有啥用？”可第二天赶集回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里面是一个厚本子。从那天起，我放学就趴在炕桌上抄书，那些文字作品虽然简短，但让我看到了山外的世界。
初中我寄住在乡里的大姑家，一个人做饭、一个人上学。冬天，蜂窝煤炉子总也烧不旺，屋子里冷得像冰窖。期末考试前，我突然咳得直不起腰，早晨起床发现枕巾上沾着血，吓得抱着枕头哭。父亲接到消息，连忙雇了辆面包车，车轱辘碾着结霜的路，颠簸了两个小时才到县城里。
那是我第一次进城。县城的楼房比山还高，路灯亮得晃眼，可我缩在医院的病床上，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父亲坐在床边，粗糙的手摸着我的额头：“娃，要啥爸给你买。”我睁开眼，嗓子哑得像破锣：“我要书。”三个字刚出口，父亲猛地站起来，转身就往外走，没过多久拎着个肉丝面回来，塞到我手里：“吃完咱就去。”
他把自己的旧口罩套在我脸上，又解下脖子上的蓝围巾，一圈圈绕在我脖子上，连耳朵都捂得严严实实。新华书店的玻璃门一推开，我就被铺天盖地的书惊呆了——架子从地面顶到天花板，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书脊上，像撒了一层碎金子。我蹲在诗歌区前，手指划过一本本诗集，像触摸着星星。最后抱着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繁星·春水》和但丁的《神曲》不肯撒手，抬头却撞见父亲搓着手。
他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钱，一块、两块地数，数了三遍才够买一本《繁星·春水》。我看着他把钱递给收银员时，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赶紧把另外两本书塞回架子：“爸，我就要这本。”父亲愣了愣，又把书抽回来：“再挑本薄的。”最终我抱着《繁星·春水》回了医院，那天的饭，我就着诗句吃了两大碗——书里的光，暖透了最冷的寒冬。
高中我住校，生活费每周15元，刨去5元的菜钱，剩下的全用来买书。床头的书越堆越高，有同学笑我“穷得只剩书”，我却摸着书脊笑：“这些是我的粮食。”
上了大学，我成了二手书地摊的常客，5块钱一本的旧书，能淘出满世界的精彩。图书馆3楼的美术类书籍，我一本本挨着读，笔记做得比课本还厚。
现在我成了一名教师，一干已经10年，我经常把自己的书还有订阅的报纸、杂志带到班里，告诉他们：“书是走出乡村的梯子，能让你们爬到更高的地方。”有一次学生问我：“老师，你当年为啥那么爱读书？”我指着窗外：“因为我想知道，山外的月亮，是不是和诗里写的一样圆。”
（作者系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第二中学教师）
书中自有白面馍
□补 丁
诚恳地说，与莫言为吃上饺子而读书如出一辙，我是为了吃上白面馍馍。
第一次吃白面馍，我都快8岁了，正在换牙。那天大表哥结婚，我随父母去吃席。桌上摆一圈白面馍，白瓷一样，比脸都大。我口水拉成丝，神气地跳在长凳上，一手抱一个，吧唧吧唧直到肚子吃成西瓜圆。那天父亲故意给我穿一件罩衣，罩衣前面缝一个小口袋。可当我偷拿一个馒头朝口袋里装时，死活装不进去。我连忙跑向父亲，叫嚷着，爸爸，装不下，爸爸装不下呀！这时，正遇上妗子的白眼朝我们瞟过来，父亲一把把馒头夺过去，打了我一顿，“我让你吃饱了还偷拿！”可我疑惑地问父亲，爸，不是你叫我装的吗？那天父亲丢尽了脸面，回到家又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临了，父亲不明不白地对我说了一句：书里才有白面馍！再不好好念，窝窝头你得吃一辈子！那年我刚读一年级，父亲知道，那印着“aoe”的书早被我叠成了四角板，天天玩得天昏地暗。
可那天，我突然就信了父亲。
第二天，我就翻出母亲那两本没了封皮的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母亲是民办教师，她教会我拼音和部首索引。一到放学或星期天，我就趴在院里石板桌上“啃”书。一字字、一句句、一页页，眼里的每一个字，似乎开始朝我飘出白蒸馍的香气。有时过了饭点，我还沉浸在成语典故里，父亲端来的面条早被小狗吞完舔净，乍一回头，我还以为父亲给我的是只空碗。可父亲还是很高兴，他说书里的白面馍也能吃饱。
算下来，我在学校只有12年，却读了40年书。这些年里，我从阅读到写作，从寻找“白面馍”，到制作“白面馍”，每一个瞬间，都透着阳光滋养大地的气息。
今年春上，父亲走了。我用白面馍垒成的金字塔，矗立在他的坟前。我想对他说：“爸，听了您的话，我不仅从书里找到了香气怡人的白面馍，还找到了通往世界和未来的那条越来越宽的康庄大道……”
（作者系河南省作协会员、新蔡县作协副主席）
闻书二十多年
□杨 贺
每次拿到一本书，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闻书。
弟弟常笑我：“要是放电视剧里，凭你这习惯，活不过两集。”
书的气味很独特，尤其是新书，小学开学发新课本，教室里全是这味儿——淡淡的油墨味混着纸香，说不上哪儿好，就是喜欢。这个习惯跟了我20多年，等我意识到时，它已经长在身上了。
20世纪90年代，老家小港镇八都村条件简陋，没有阅览室，更别提农家书屋。孩子们的玩耍去处，就是村口老槐树旁的大土坡，玩玩泥巴、弹弹玻璃珠，偶尔偷偷下河抓鱼摸螺蛳。
唯一能见到课外书的地方，是母亲任教的那所村小办公室。邮递员经常骑着“二八大杠”来送报纸，横梁上挂只军绿色帆布邮包，鼓鼓囊囊的，还装着几本《小猕猴》《小星星》。车铃一响，孩子们都围了过来，个个眼睛发亮，盼着他拿出新期刊。我比他们幸运些，母亲在这里教书，我常趁她备课，溜进去翻找新刊物，美滋滋地趴着看。
年岁渐长，少儿期刊已满足不了我。可小港镇没有书店，要买书就得去县城。先走半小时土路，再挤上“大三马”，颠得骨头散架，来回近3个小时。可母亲愣是去县城，给我带回了《呐喊》和成套经典读物。我拿到书，忍不住把鼻子埋进书页，闻着淡淡的纸香，觉得看书用鼻子也行。
母亲让我爱上了书，但读书的规矩和分寸，我还没概念，直到遇见语文老师张老师。
2006年，我读高一。丰城二中附近有家二手书店，是我常逛的地方。里面透着陈旧气息，泛黄的书籍藏着万千山河。我痴迷金庸武侠小说，每天从早餐里省下5毛钱，一分一毛攒着，只为借《天龙八部》。
这书一翻开就放不下。我上课时偷偷看，热血沸腾，全然忘记讲台上的张老师。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正看得入迷，吓得一哆嗦。可他笑了笑，俯下身轻声说道：“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很喜欢金庸。真正的英雄，可以爱好、学习两不误，读书当知敬畏。”
我长长舒了口气，想的却是：“还好，书保住了。”
从那时起，张老师隔三岔五找我聊金庸，我起初硬着头皮敷衍，后面慢慢敞开了胆。奇怪的是，我再也没在课堂上看过闲书。不是不敢，是不想，因为有人会和我聊金庸、讲人生。
后来，带着这个习惯和这份敬畏，我走进了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奔走在村组阡陌间，与群众打交道，打造一个个农家书屋，分类整理典籍、绘本、农技读物，把书香的根扎进乡野。
如今，每次农家书屋来了新书，我还是会凑过去闻一闻。20多年了，这毛病，改不掉。
（作者系江西省丰城市小港镇宣传办主任）
因为一人，读懂一书
□任艺华
若不是那天搬家，这本书于我，大概就像观赏了一遍花草虫鸟，合上便忘了。
收拾行李时，琴盒里掉出一本曲谱，五线谱上音符紧密排列，仿佛洄游成串的蝌蚪群。那是很多年前，我准备去省里比赛，教我小提琴的张老师给我的。少时心气高傲，于是草草翻过。我没有追问，他也没有解释。赛后我排名垫底，评语是“没有感情”，他却安慰我“你还小”。
再次翻看这本曲谱，在《流浪者之歌》那页，我竟发现了张老师的字。意大利文“Cantabile”，我记得——“如歌的”。但他在旁边批注的却是：新兴艺术班。“con sordino”意思是“加弱音器”，他写下：错过了文工团的报到。
或许是岁月让我们相隔太远，我一时间没有读懂他消瘦的字体在倔强地表达什么。在艺术班的岁月里，登台演出、参加比赛是插曲。而我的主旋律不变，白日练琴，晚上阅读。有时我厌倦了练习，便把琴平放在腿上，将身子半支在谱架上看小说、读杂文。张老师撞见过，他没有批评我，只是径直走向我，把琴默默收回琴盒。
多年后，我远离了家乡，我们之间断了联系。我努力找寻记忆，却只搜索到他清瘦的背影、清癯的面孔，和他的名字。
我继续读《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那本书，一直读到故事结尾那篇《一位无名诗人》。那个与黑塞相识的农民克里斯蒂安·瓦格纳，一生居住在施瓦本乡间，怀着最原始的率真为自然谱写诗行。不知为何，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张老师的生命轨迹。
在乡镇创立艺术班前，他是十里八乡唯一一个会演奏乐器的小伙，因此可以破格参军，后来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放弃。
克里斯蒂安·瓦格纳不逐名利，把帮助人们重新找回权利和温暖当成自己的使命，被黑塞称为“真正的诗人”，而我的老师何尝不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不知晓吉普赛人的生命状态，却用尽一生，演绎着忧郁又刚强的“流浪者”之歌。军旅梦幻灭又如何？即使归立田埂间，照样能整装出发，把一个人的孤独虔诚地创造为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人的齐奏合鸣。
搬进新家后，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直到窗外阳光洒进书房，我自然地将曲谱和这本书并排摆在书架一隅。赫尔曼·黑塞用文字展现了他与作家、作品的私密对话，看似是写作，其实早已超越了形式，达到了自我精神的重建与超拔。
而那本曲谱上的字是张老师与命运的对话。他用了一辈子，而我用了很多年，才听见。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日照市作协理事）
驻村读书记
□李 莉
初到村子里，我对一切都很陌生，从县城到塬上，开车一个多小时，像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夜里躺在村委会的炕上，四下安静，风挤过木窗缝隙，偶有蜈蚣和蝎子窸窸窣窣。
来时随身带了两本书，一本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都用牛皮纸包了封皮，装在塑料袋中，蜈蚣和蝎子爬过，打了个哈欠，逃了。
后来村委院里的读书驿站有了起色，几排书架，种植、文史类的书籍，或者是小说，规整地排列在书架上。起初驿站冷清，鲜有人来，我却是驿站的常客，在文字里，初来乍到的不安渐渐消散。村民大多腼腆，有人推门进来，绕着书架转一圈，一言不发，又退出去。我做好分内事，打扫卫生，整理书籍，然后读书。日子一天天过去，驿站渐渐热闹起来。从地里回来的村民，会顺路进来看一看，聊两句，遇到不认识的字，会跟我这个外来的丫头打听，我一字一句念给他们听，他们听得仔细，当然也有人进来，不看书，只是找个凳子坐下，抽支烟，说说地里的收成、家里的琐事，说完就离开。
我常在驿站读书，村民对我也日渐熟悉，白天入户走访，晚上便是暖黄色的灯光，一本书就是整个世界。
村民们不善言辞，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温暖着彼此。谁家蒸了馒头、煮了粥，会端过来一碗；天气转凉，会有人特意叮嘱加衣；我会四处搜罗书，坐5个小时的车从我所在的城市搬运到村里，在入户走访时念给村民听，书本让我内心安静，也让我真正融入村子。
这间读书驿站不仅有书籍与文字，更架起了我与村民之间心意相通的桥梁。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日出日落，也习惯了村民们的脸和话语。我明白，不是我带着书来到这个村子，是这个村子让我读懂了每一本书。
书上写的是别人的故事，这里写下的是我的故事。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