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为文章的意义与天地同始，与人类文明共在。近现代以来，小说从“小道末流”跃升至文学的重要位置，备受瞩目。改革开放以来，描写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武术的小说作品不断涌现，如冯骥才的《神鞭》等。新时代以来，描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精品迭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岭南作家席海军以广东“十三名拳”之一惠州龙形拳的创派与发展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龙形》，甫一问世便引起关注，小说同名电影也在制作中。龙形拳源自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龙拳，清末由惠州人林耀桂融合南少林与客家拳法而创，成为东江乃至广东的一个重要拳种。将这一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写成小说，殊为不易。通读这部长篇小说，我认为其在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其一，作品通过对东江及岭南武术发展史的追溯，在时代洪流中锚定文化根脉，构筑起厚重的历史感。小说从光绪六年（1880年）写起，串联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甲午海战、《马关条约》签订、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历史节点，将清廷衰败、军阀混战、革命浪潮与小说主人公林耀桂的成长轨迹紧密对应。东江镖局生涯、广州商帮暗斗、罗浮山武林传承等旧事，皆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陈家镖局赈济流民，映照清末民生凋敝；革命党起事暗合辛亥革命浪潮。公庄圩日“吹水仔”提及“广州万木草堂”，称“惠州都有了，不太平”，暗指维新思想的传播，贴合19世纪90年代岭南社会的思想激荡。小说以“百姓冻饿”“林家镖局生意受影响”等细节，再现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893—1896年）岭南大寒潮、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割台等史实。林耀桂感怀“岳武穆、袁督师”，折射出民间对民族英雄的追忆与救亡情绪的萌发。“袁维树借商会权势打压林家镖局”，呼应袁世凯掌权后地方势力依附军阀、欺压百姓的乱象；林耀桂“不愿沾染政事，只想护家”的心态，则反映了二次革命失败后民间对革命的观望态度。这些情节无一不与历史时局呼应，使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交织。

尤为可贵的是，小说大量融入地域文化与民俗内容，强化了历史质感。客家围龙屋、仍图茶楼、东江河滩等岭南场景，舞草龙、客家婚嫁礼俗、酿豆腐、盐焗鸡等民俗细节，共同构建出鲜活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写仍图秋收后的舞草龙仪式，完整呈现“请龙”“舞龙”“送龙”三个环节：曾阔、世志各编一条草龙争夺龙珠的场景，生动再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乡村的农耕祈福传统，于战乱年代尤显百姓对安宁的渴盼。又如第九章写岭南跌打医术，林耀桂前往罗浮山华首寺学医，参与“罗浮药市”，以跌打酒治病救人，既展现了岭南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又以武术与医药相互印证，呼应了明清“岭南四市”中“罗浮药市”的史实，使故事的历史纵深愈发坚实。全书以武术传承为核心线索，从林庆元的家传武艺到雄听大师的罗汉拳，再到大玉禅师的禅武合一，既暗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文化传统，又展现了南派武术的独特精妙，使整部小说有了历史厚重感。

其二，作品画面感较强，体现在场景构筑、动作刻画、人物塑造三个维度。场景构筑上，作者写客家村落“北靠象头山，东临东江水，依山傍水间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围龙屋”，静态的山水格局与动态的“缓步身影”相融，宛如一幅岭南水墨画。写罗浮山“云雾缭绕，丛林密布，溪流潺潺”，写广州“骑楼招牌林立，珠江商船如梭”，均调动视觉与听觉，使场景成为人物情绪的延伸。动作刻画上，林耀桂与袁维树的孩童打斗，一气呵成，如特写镜头般鲜活生动。很多段落动静结合，虚实相生，令读者如临其境，宛若观赏武侠电影中的精彩镜头。人物塑造上，作者用笔简练传神，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人物的鲜明气质。

其三，细腻写实的细节描写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如围龙屋的描写，从大门、侧门到内屋，层层铺陈，令人身临其境。又如岭南传统婚礼，详细刻画“安床礼”与“上头礼”，鲜活呈现了岭南民俗“仪式与口传结合”的独特风貌。再如第三章《拜师罗浮》中罗汉拳“混元一气式”的招式细节，“横开一步，两掌缓慢向上抬起与肩平，转成掌心相对，掌尖向上”，再到“仙掌推云式”，步骤清晰，强调“以意导形”“练式务精”，既展现了传统武术的规范与精微，也增加了作品的趣味与知识性。

当然，这部作品亦有可改进之处，如在“个人侠义”与“家国情怀”的主题转换衔接方面还略显生硬，但总体而言，《龙形》作为东江流域特别是岭东雄郡惠州以家国情怀书写非遗武术的长篇小说，是一次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