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大众消费正在从实用性消费转向情感消费（或称“意义消费”），消费行为不再局限于满足物质功能需求，而是日渐成为人们寻求情感慰藉、释放情绪、表达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

不同代际群体的情感消费行为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内核高度相似，本质都是通过消费行为换取情感满足。成年人的情感消费多以目的性、实用性的情感补给为主，具有明确的功利导向：或用于缓解职场压力、安放过往回忆，或用于标识社会身份、维系人际关系。相比之下，Z世代青少年的情感消费更加多样化和情绪化，且带有一定的探索和试错性。

不论是追星、投身二次元文化圈，还是流连于演唱会与桌游现场，这些文化实践活动本身固然能提供即时的情绪快感，但更深层的吸引力在于其背后的趣缘社交场景（在心理学范畴内，“趣缘”指的是以共同兴趣、价值观或经历为基础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即时联系感、深层理解与同理心等特征），及其带来的陪伴感与情绪共鸣。这种对情感连结的渴求，在宠物消费和“搭子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青少年希望通过宠物和“搭子”，弥补现实时空中的陪伴空白，以缓解焦虑或远离孤独，获得情绪慰藉。而陪玩、陪练、cos委托等兼具社交陪伴性质的消费形态，巧妙地滤去了现实人际交往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能在约定的时间内，获得一段稳定的、正向的情绪反馈，满足内心的情感期待。

因此，不同于“品牌消费”中对社会身份的刻意标识，也有别于千禧年代偏向历史与传统的怀旧主义消费，Z世代的情感消费更具未来感，具有即时性与趣缘建构的意味，带有强烈的情感陪伴属性。这背后，正是Z世代试图在快节奏、充满不确定的现实生活中，找回短暂主观掌控感的真实写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一情感诉求也在逐步向线上迁徙，衍生出丰富多样的云消费、虚拟陪伴生态。

持批判立场者认为这种情感消费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因为这些青少年消费者往往沉溺于即时的体验与满足，存在将情感过度寄托于外物的倾向。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情绪容易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进入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进而诱发盲目消费、情感物化等问题。但这些批判的核心并非全然否定消费行为本身，而是担忧在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下，该情感表达会转向消极乃至异化，背离情感初衷。

在笔者看来，情感消费的兴起恰恰展现了Z世代青少年的主体性。这是他们在社会原子化与现代性焦虑的影响下，尝试表达并安放自身未成熟情感的积极实践，也是他们在情感遭遇挫折后的积极归因与解决尝试，本质上是一种合理的情绪代偿。当然这种尝试具有双面性：既有逃避现实困境、寻找即时满足的意味；也蕴含着积极探索自身、寻找兴趣、确立未来目标的可能。正如追星族在向偶像看齐的过程中找到了理想自我，二次元群体在虚拟世界中找到了精神的避风港，这些情感消费某种程度上也能赋予他们成长的力量。

如何安放情感，与情绪和平共处，本就是青少年成长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当下内卷加剧、普遍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借助消费安放情绪或许并非最优路径。但对于缺乏陪伴、羽翼未丰的青少年而言，通过情感消费获得“情绪价值”来完成成长过渡，缓解焦虑和抑郁，也不失为一种自我疗愈方式。与其批判指责，不如深入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精神诉求，通过共情来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助力其健康成长。

（徐洋晨系中国传媒大学数字艺术学硕士研究生，刘书亮系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