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聪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长期关注的话题。他在这一学术领域持续深耕，每有所得，便发为文章，正所谓“用力多者收功远”。他之前已推出《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两本著作，最近又以新著《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继续探讨这一命题。“复兴”“涅槃”“再生”既有意义上的相关性，也有侧重点的不同。其中，“复兴”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目标和归宿，“涅槃”是中国文学传统努力适应新的文艺格局所必经的过程，“再生”则是旧传统与新时代遇合后的最新状态。概而言之，我们需要在新的文化格局下，激发传统的活力，开启新的文学艺术创造。

近年来，《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作品之所以在口碑和商业上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让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符合新时代认知的表达。推而广之，大到文化产业的勃兴，小到文学研究的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经典的“延传”与“重构”都至关重要。这是李遇春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中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他从一些具体的问题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再生进行了层递式且系统化的思考。

小说文体的演变和发展是该书关注的重点内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具标识性的文体类型，“传奇”叙事的当代性及其转型经验值得深入探讨。以张贤亮的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为例，李遇春认为今天重读小说《绿化树》不应再拘泥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视角，而应当重新重视《绿化树》中的民族化倾向和本土化色彩，注意到张贤亮的创作中会通中西、融汇古今的文学立场。这一崭新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绿化树》的文学史价值，探索新时代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新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刘醒龙等作家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于是，李遇春以《重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的叙事传统——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为题，对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经典的“重构”同等重要的，是经典的“延传”。李遇春在《新历史演义小说文体的生成》《如何赓续中华千年文脉》等文章中，结合多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探讨传统命题在当下的新变。譬如，《听漏》表面上是对青铜重器进行“知识考古”，实则是以“文化考古”的方式拷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建构理想的文化人格。这是小说的精神姿态，也是论文的写作立场。同为楚人的作家和研究者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思考了文脉赓续的命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旧体诗词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古典诗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这一文体的创作从未中断。如何继承传统的优长、开启崭新的创造是当代诗词创作者面临的课题。《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重点探讨了红色诗歌及其经典化问题。这里所说的“红色诗歌”，不仅包括红色新诗（歌谣），还包括红色旧体诗词，二者互相融合，共同绘制了中国红色诗歌图谱。若将其置于中国现当代诗歌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类似的研究多聚焦“启蒙与革命”“人民性与大众化”等话题。若将其置于新时代文学的场域之中，我们应该以更加多元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丰富的红色文学资源。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文学研究者如果再以“对立”而非“对话”的立场看待文学创作中的新与旧、雅与俗，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试图恢复现当代文学史原生态图景时所具备的眼光，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在新时代得以再生的应有之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有70多年，到了系统而深入地回顾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了。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学现场，恰当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趋近历史现场，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推进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建构。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中，李遇春提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之争此起彼伏。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这是摆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对此，李遇春选择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提出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因为只有以此为前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我们才能更好地阐释新时代的文学实践。正是在上述方法的指引下，他提出，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彰显出一种新的人民美学形态。这显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已确立的当代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回响。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