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来自埃及、阿联酋、沙特等国家的青年写作者们，和中国的写作者们一道，在“撞见”彼此的作品时，应该如何去想象一种“世界文学”？

歌德晚年创办《论艺术与古代》，在这本杂志中，他曾经认真地想象了一种“世界文学”，试图通过文学和美术两大载体，把东方文学与艺术的精髓融入“希腊基底”。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在一定程度上，欧洲与北美的文学的确形成了歌德所设想的尽管程度不同仍可以通约的共同体。

与现代性伴生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和人群组织方式，给西方带来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经验。当波德莱尔和本雅明谈起在街灯明亮的巴黎街头观察人群，乔伊斯书写都柏林市民登上开往美国的邮轮……这时的汉语文学经验，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邹容的《革命军》。

世界在文化关注点与文学书写经验上，也出现了分化。处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心的民族和国家，与承受着由殖民者带来的苦难的国家，其社会与人民处于迥然不同的命题之中，其作家与其语言所处理的文学经验也有所差异。这反向碰撞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作品，譬如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曾写《四川好人》，通过他想象的东方故事，把一种欧洲文明的改良期待寓托在东方。长期以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愿望常被打量与观看取代。

我旅居伦敦时，常逛书店。许多文学书店的书架上，最中心放着莎士比亚、弥尔顿一类，四周是每个亚非拉国家的一位代表性作家，或者说，是英语世界认为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汉语现代诗的代表则寥寥无几。我想，这可能是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经验上的隔阂。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缤纷的差异中，共享着这样的叙事。前不久，中国青年诗人李婉翻译了巴勒斯坦诗人莫萨布·阿布·托哈的诗集《玫瑰朝上》，引发广泛的关注。除了美学层面的原因之外，中国读者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加沙城内人民的艰辛，也被许多中国人所理解和同情，唤起了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去年，阿富汗女作家哈迪亚·海达里记录本土女性真实处境的非虚构散文《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在中文非虚构平台连载，引来无数读者的共情和讨论。2018年，我曾在埃及沿着尼罗河旅行，在卢克索乘坐复古的马车环城游览。经过一大片低矮的棚屋时，几十个正在空地上踢足球的孩子欢笑着冲出来，在街道上好奇地追着我们跑，问着：“你们从哪儿来？”那一刻，一个问题在我心中浮现：“为什么世界被分为了‘我们’和‘他们’？”那年我21岁，此后近十年，我的相当一部分写作都在回应这个问题。这作为一种广泛的理解基础，正是汉语文学与阿拉伯文学在当代迎来重要交流契机的前提。

今天，在汲取既有的文化现代性经验的同时，属于汉语、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新的文化现代性探索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中国还是阿拉伯世界，个人体验与集体经验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写作资源。这种新的文化现代性，在保有锋芒的冒险精神、兼具现代人共有的存在创痛感知之外，还饱含对弱者的悲悯，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的内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为21世纪现代人该秉持怎样的精神生活提供精神助力。当文学世界谈及“我们”时，其所承载的文字，将不再只着眼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同样也应该落笔书写北京、香港、开罗、多哈、大马士革的记忆。这一切，我们已经等候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