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作为科幻作家，你关心哪些领域的科技发展？为什么？
慕 明：我持续关注的领域有三个，彼此之间是相互缠绕的：认知科学、信息技术和科技的社会发展史。认知科学的吸引力来自它不断揭示“我们以为是固定的东西，其实是可塑的”。记忆的重构性、语言与大脑的协同演化、想象力的可训练性，这些发现一再提示我们，“人”这个概念远比我们日常理解的更具流动性。这和我写作的核心问题，即“人”是什么，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人”，是直接相关的。
信息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知、判断、记忆、交流和共情方式，它们不只是工具意义上的改变，而是在改造人和现实之间的接口。对我来说，这比单纯的技术更新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书写。
科技的社会发展史则是更宏观的关切。青铜器为什么可能是古代政治权威的起源之一？社交网络的规模化效应为什么会稀释个体的共情资源？这类问题让我意识到，技术改变了权力的形式，这会反过来更进一步影响个人处境。我认为，对技术后果的想象力，是推想文学最核心的能力之一。作为曾经的软件工程师，我对技术带来的后果一直比较敏感。技术不是中性的背景板，它会改变社会结构、改变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改变什么东西能被看见、什么东西会被遗忘。某种意义上，我写科幻或推想小说，也是在借助技术问题去逼近更深层的现实问题。
记 者：你比较关注哪些人文社科类的话题？
慕 明：人文社科话题和社会热点是我写作的起点之一。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写科幻小说和推想小说，一开始想得很简单，试图利用自己的技术背景，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去切实推演一些新技术，尤其是信息科技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社会热点高度相关，同时也在各种层面上呼应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思考。
这些年，我长期关注的人文方向，一是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与认知的交叉；二是科学和文化史，因为理解范式转移的过程，比理解任何单一的科学结论都更重要；三是关于叙事与权力的历史研究。
在小说创作中，我一直想探索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变化；神话、历史、古典文化、人文思想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如何被重新理解、重新讲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是否能经由技术变革，获得新的可能性；阅读、书写行为本身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展如何耦合等。对我来说，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恰恰是科技问题的基础。比如，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变化、社交媒体时代的“回音室”效应、注意力的稀缺等，这些不仅是热点，也是理解今天现实结构的钥匙。
另外，我也很关注那些看起来很细小、更私人，但其实很能体现时代精神状态的话题，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劳动、育儿经验、个体如何在高速变化的信息场中维持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断力等。真正值得写的，不一定总是宏大事件，也可能是那些被忽略的、微弱但能引起共鸣的经验。
记 者：科技更新迭代之快，是否对你的文学创作心态产生了具体影响？
慕 明：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会制造压力。现实变化太快，旧的表达方式很容易显得滞后，尤其当我想处理技术对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层改造时，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传统形态的长篇科幻小说，未必足够有效。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我最近几年对长篇创作的调整。另一方面，它让我更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我不想把技术作为背景设定或者未来装饰，而是把它写成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力量。文学不能只做即时反应，也要去处理那些更新速度慢却更深层的问题：人怎样理解世界，怎样被叙事塑造，怎样在变化中维持反思能力。此外，还有心态上的影响。我之前提出了“稀疏影响力”的构想，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不是最大声的，也不是传播最广的，但它会在某些人那里留下印记，并通过他们的创作再度传播。对于一位坚持长期主义的创作者，认清这一点，会比追逐即时的传播效果要更清醒、更可持续。
记 者：在你的写作中，科幻表达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慕 明：在早期的短篇里，我更依赖“概念突破”和“合流”这两种方法，即用一条清晰的技术推进线索，串联起人物的行动和认知演进，故事到最后会有一个认知上的范式转移时刻。这种写法对于建立读者的阅读期待、展示推想文学的核心方法论很有效。但开始长篇写作，包括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之后，我发现单纯的概念突破结构难以支撑更大篇幅的创作。许多认知的改变必须经由身体、经由无可回避的切身经历才能真正发生。这让我更靠近了第一人称叙事，更靠近了当代世界文学，乃至自传体小说的方式。这不仅仅是让塑造的人物去经历某种技术推演，而是让叙述者更直接地站在认知变化的现场。所以我现在的写作更有意识地让科幻设定和个人境遇、社会变迁彼此融合。文学性、社会性和推想性的部分，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构，设定的核心概念和叙事的结构形式应该互相呼应。这不只是技巧上的改变，更是认识论上的转变。
我从小很喜欢《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细腻又宏大，既反映复杂社会现实和大时代变迁，又能够将对抽象问题的严肃思考，甚至是本质性的理论建构融入故事的作品。我最近读了《魔山》，也许当下这样厚重的作品未必有那么多理想读者，但对我个人而言，它仍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作品形态。它和心灵本身一样，足够复杂也足够精密，是合适的容器。
记 者：科幻设定方面，你如何看待各类大模型所能给出“方案”和细节，又以何种心态面对这种状况？
慕 明：我曾在其他采访里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种创造力讨论：一种是技术型想象力，另一种是概念型想象力。
在技术型想象力方面，大模型做得很好，比如，给它一个明确的“what if”条件，它的推理能力强，能给出很多具体设定或者场景细节，创作者可以逐项考察。这样用起来效率很高。但在概念型想象力上，它就没有那么擅长了。让大模型直接生成一个大的思想实验或设定，它通常只会提供一些比较常规的选择。我在跟AI合作时就经常需要提醒它：“如果再加入其他条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这样才能让它提供更新颖的方案。创作者跟AI互动的实质，其实是在帮助AI建立一个新的问题空间以及对应的解空间。大模型本质上是在预测概率，默认状态下给出的答案肯定是概率最高、最俗套的回答。必须人为地设定一个窗口，把它的预测范围调整到一个更小概率、更特殊的空间中，甚至为它打开新的维度去思考。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做的是开辟新的问题空间、定义新的科幻或推想小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直接让AI写出一个新故事。我们只能把问题逐步拆解，最后再整合成一个新作品。
记 者：AI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定义、区分真实与虚假？
慕 明：我一直关注AI技术的进展。在我看来，AI技术的挑战和行业规范的失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在新的内容生产机制之下，如何定义、区分真实与虚假。除了个人层面的“真与假”，也需要考虑整个信息系统的真假问题：我们如何避免被大量二手、未核实的信息淹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创性的危机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什么叫作真正的认知更新，而不是对已有素材的重新排列？只是技术让这个问题的边界变得更清晰了，也让那些停留在表层的“创新”更容易被识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创作者而言，怎样分辨真与假，怎样更有效、更负责任地表达，都是最重要的课题。一方面，创作者需要保持更高度的警觉，也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创作是不是需要更明确地体现出自省、反思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在所有人都能表达自我，但仅有少数人可以获得发表、出版机会的年代，创作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是否需要更明晰和更贴合现实的考量。AI时代，如何建立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我现在关注、思考，并尝试写作的核心问题。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信任是比爱和理解更底层的存在，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人与技术、人与系统之间。至少对于我而言，无论是作文还是为人，在群体中的责任与个人的真实需求同等重要，真正的故事也即存在于二者的平衡之间。
记 者：你如何看待人类的想象力？
慕 明：在我看来，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够在混沌的信息中建立意义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数十万年的变化中真正依赖的东西，是一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适应能力。叙事是这种能力最古老的形式。从寒夜围坐讲故事的时代，到我们今天面对的信息洪流，“讲述”始终是人类处理世界复杂性的一种方式——不是逃避它，而是试图理解它、暂时掌握它。我对写作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这个功能的认识。我始终相信，深度的文字叙事作为一种对认知能力的训练方式、对抗信息简化的方式，在信息充分饱和的时代里并没有失效，反而可能更难得。对我个人而言，想象力是我最后的堡垒。经历了许多现实的问题，我的自我叙事尽管四分五裂，但仍然依赖于讲故事的能力。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说过：“我恳请你们，不要对那些讲述故事的人过于苛责——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将自己所观察到的如实道来，却并未声称那便是故事的全部，也未声称那便是故事的真相。”聊以自勉，也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