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伯驹先生结缘，得益于几年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张伯驹年谱长编》。《张伯驹年谱长编》由山东文史学者荣宏君编著，也因此，与其相熟知。
丙午春节前夕，我收到荣宏君寄来的《过江梦》签名本。捧读再三，不忍放下，一直放在枕边，不时翻看，也曾动笔写下几行文字，终因琐事搁笔至今，直到前天他发来“邀请”。有关张伯驹的事迹及他的《过江梦》的发现过程、故事情节等，已有荣宏君和其他研究者在不同场合、不同介质上做过详尽介绍，我本人在此仅就《过江梦》的独特魅力、张伯驹与京剧名伶的往还、在京味小说中的地位与贡献以及《过江梦》的残缺之美诸侧面进行力所能及的评介。
张伯驹闻名于世、广为人们熟知的是他的身份，以及变卖祖宅购买文物献于故宫、与潘素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充满传奇的跌宕人生等。其公认的社会身份是收藏家、词人、戏剧研究家等，直到《过江梦》一书作者身份的确认，才有了小说家的称谓。作为承担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张伯驹全集》执行主编的荣宏君，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张伯驹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可谓细大不捐、巨细靡遗。正是这种穷尽一切的精神，使得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从一个不起眼的线索中发现端倪，按图索骥，穷追不舍，最终和马千里等人一起将民国时期西安编辑发行的老报纸《正报》中连载的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署名“天马居士”的《过江梦》，确认为张伯驹所著的唯一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
作家陈彦认为，《过江梦》重现于世，“是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这部作品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张伯驹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的了解，也为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西安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与同时期的自传体小说相比，《过江梦》有其独特的气质与内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全景式画面；钱锺书的《人·兽·鬼》以知识分子的批判者视角，以学贯中西的丰厚文化素养为根基，旁征博引，讽刺人性的弱点；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以乡愁追忆者的身份，用诗意沉郁、满怀感伤的笔触让故乡风土与人间悲欢跃然纸上；张伯驹作品的特点在于他以传统文人的身份，用生命守护国宝文物，写尽人与物的生死相依、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交织相融。
张伯驹与京剧名伶的交往，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以“研究者”的身份深度参与，与余叔岩、梅兰芳、杨小楼等京剧名家亦师亦友，留下了许多梨园佳话。《过江梦》中，张伯驹将1937年为庆祝40岁生日并为河南赈灾组织的那场堪称“梨园神话”的堂会，同他与诸多京剧名伶合作的压轴戏《失·空·斩》用“曲笔”绘声绘色地演绎出来。在这部戏中，张伯驹自饰诸葛亮，配角阵容也极其豪华：王平由余叔岩饰演（他生平最后一次登台），马谡由杨小楼饰演，赵云由王凤卿饰演，马岱由程继先饰演。能让这几位“单挑班”的大角儿给自己当配角，也只有张伯驹一人能够做到，而这次演出在京剧史上堪称“艺坛最后一次绝唱”。后来，张伯驹曾写诗总结：“人人皆演戏非殊，合作余梅庆顶珠。一式一招皆有谱，排来匝月费工夫。”对他来说，京剧是艺术，更是“做戏如同做人”的至情至性。
在世人眼中，张伯驹的形象是收藏界豪气干云的“侠客”，诗词圈、京剧圈里的“名士”，通过《过江梦》，又让我们看到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面：既是风雅的文人，也是慷慨的收藏家；既具备名士的洒脱，也有面对绑匪生命攸关时的凛然与坚韧；既沉迷书画诗词创作，也钟爱京戏、美食，广结善缘。这些不同的面相共同构筑起张伯驹这个现当代文化符号的“立体建筑”。
遗憾的是，《过江梦》原本计划写20回，却只完成了前10回。在《正报》副刊连载56期（自1944年5月15日至9月8日），其中5期佚失。出版者如实呈现这一历史遗存状态，未进行任何“虚构补全”，好在从已经整理出版的51期内容已基本体现出独特的叙事面貌，“其缺乏部分反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史料补正与考据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经由荣宏君的仔细爬梳，下苦功夫“索引”出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将《过江梦》的创作语境、“天马居士”与张伯驹的内在联系、人物原型的精准对应、重要情节的真实映照细致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小说不仅真实保存了张伯驹与潘素的爱情印记，更以虚实交织的叙述手法完成了一位传统文人在战乱年代的文化自证。”这部小说“在章回体的框架下，用‘以文载史’的创作手法呈现了多重核心内容，通过谐音化的人物命名，虚实结合的故事叙述，全面回应了‘文脉传承’的核心命题”。
《过江梦》的再度面世，为全面研究张伯驹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成就提供了史料支撑，既填补了张伯驹在小说创作上的研究空白，也为解读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立体地认识与研究这位文化名人、收藏大家。
断臂维纳斯的美，在于它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思与联想。张伯驹的这部未成完帙的自传体小说，虽然未必是刻意为之的“留白”，却在客观上为后世研究者，尤其是张伯驹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留存了更加广阔、引人深思的“寻梦空间”。我期待学界对张伯驹这位文化大家的研究能够愈发细致，产出更多扎实丰硕的果实。
（作者系文心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