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为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我们应当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创新，不断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
一
近些年来，我国文艺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等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这一转变的核心并非术语的简单更替，而是切实回应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习惯于以西方理论框架裁剪中国文学经验，对本土的创作实践与审美智慧缺乏充分的提炼和总结。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以自身视角审视我们的文学传统与当代实践。具体而言，在文艺理论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与搬运，而是立足中国的创作实践与审美经验，自主提炼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概念范畴。诸如“意象”“风骨”等传统范畴被重新激活，并用于阐释当代作品。其核心逻辑在于，中国文学无须以西方理论为评判标准，本土经验已经具备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能力。在文学研究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以“现代”“后现代”等西方标尺来裁剪中国文学史，而是转入作品内部，探究中国文学如何传承自身文化传统、回应时代变革。中国文学不再作为“他者”视野下的样本而存在，而是一个活的文明主体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文学批评层面，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不再沉溺于学术行话的自我表演，而是重返阅读现场与创作现场，敢于作出价值判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面对网络文学、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等新兴现象，批评家不再失语，而是审慎评判：哪些作品真正具有价值，哪些作品能够感动人心。
以上这些转变表明，我们看待自身文化的眼光变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艺理论评论界似乎离不开西方概念和西方视角，即使谈论中国古代文论，也要将之纳入西方文论的视野之中进行考察，比如把“比兴”当“隐喻”，把“意象”当“象征”等。现在，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加显著了。在“两个结合”的视野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传统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使“人民文艺”的根基更加牢固。同时，《只此青绿》《长安三万里》等作品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展现了“第二个结合”实际落地的效果。“文气说”“意境说”“神韵说”等传统文论元素被重新激活，国风热潮的兴起就是最直观的证明。与此同时，学界对古典文论核心术语的现代诠释日益深入，推动了传统文论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视野，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这一切都在说明：基于“两个结合”，基于当下的丰富文艺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正在不断生长。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论的重新激活上，也体现在一系列重要概念与命题的提出上。比如，“守正创新”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方法论路径；“文化主体性”则成为贯穿各领域的核心范畴，意味着中国文艺拥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新时代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分期概念，更被赋予了质的规定性，要求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新大众文艺”直面网络文学、素人写作等新兴创作形态，突破了传统批评的对象边界；“新乡土叙事”等范畴回应了城乡流动背景下乡村文学的新变；“全域批评”的提出则试图应对文艺生态日益复杂的现实。这些概念与范畴的涌现，说明我们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努力已经充分彰显。
二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当前文艺理论评论存在的挑战。就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而言，古代文论中的很多概念，在现代文论中缺乏可以直接对应的术语，想用今天的语言准确说清它们的内涵仍有一定难度。此外，部分理论的实践性尚有不足，理论研究与创作现场之间仍存距离。不少阐释工作侧重于文本考订与概念梳理，尚未充分进入当代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的环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艺理论评论整体上仍处于“局部激活”的阶段，真正能够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并具有原创性、影响力的理论创造尚不充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仍是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推进的工作。
让我们重新回到如何进一步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上来。就“自主”而言，其含义并非简单地排斥外来理论或转向内部的自说自话，而是指中国文学的经验、问题与价值，能够在本土生成的概念框架中得到有效阐释，无须持续依赖外部理论作为裁判标准。更深一层看，“自主”的核心在于话语权的转移——从被动应答外部理论所设定的议题，转向主动提出并界定自身实践中的根本问题。就“知识”而言，其不仅指对文学现象的零散描述或印象式的判断，还包括经过系统整理，可交流、可检验的学理性内容。就“体系”而言，它并不意味着研究板块的简单拼接，而是要求知识内部本身具有自洽性、自我更新的动力以及对新问题的解释弹性。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困境是过度细分化、碎片化，即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子领域各自形成相对封闭的话语系统，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与互证。真正的“体系”要求打通这些壁垒，使不同领域的知识能够在相互检验与支撑中形成有机整体。这一任务的难度远超编写几本教材或梳理若干概念，它涉及学术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深层重构。
三
所有以上这些值得讨论的问题，都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解决。理论必须从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现场中来，从扎实的文学史研究和批评实践中来，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进行空转。因此，必须回到文本，回到经验。特别是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不能只满足于概念的简单梳理，而是要使之真能用到当代文艺批评的实践之中。一切文艺理论，最终都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学面对的真实问题。有了这样的自主意识，有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吸收外来理论的有益成分，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实际上，任何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都是在与异质思想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不断生长和更新的。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包容提供了一种“他者镜像”，帮助我们在比较中更清晰地认识自身传统的独特性与优势所在。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扎实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创新，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面对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智慧与理论资源，同时也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汲取世界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另外，我们要持续推动理论评论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让理论从鲜活的文学现场中来，到火热的创作实践中去，真正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夯实文化主体性，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开辟中国文艺理论的新境界，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思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