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写作史并不算短的写作者，时不时会面对同一个提问：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写作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把这个年份定为2003年。这年我离开故乡鄂西，到平原地区读大学。高考前夕，我在一家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了一个“豆腐块”。后来，我把这个年份往后推了三年，理由是那篇学生习作实在拿不出手，而在2006年，我开始在报刊大量发表像模像样的文章。事实上，作为一个写作上的自我怀疑主义者，我对于过去的写作都不甚满意，总觉得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而无论把哪个年份定为我正儿八经从事写作的时间，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故乡是我写作的起点。我是从哪一年开始书写故乡的呢？大概可以追溯至三十三年前的一堂语文课。这是一堂意义非凡的语文课。课堂上，刚刚被聘来没多久的马姓民办教师手把手地教授我们如何写作文。那是在经过严苛的遣词造句的训练之后，一次小心翼翼的飞翔。那是此生言说的开端，是学习如何组织语言来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开端，甚至也是虚构的开端。尽管那所村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可课堂上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年轻的马老师站在简陋的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他创作的抒情散文。这篇文章描写的是鄂西儿女的母亲河——清江。待他朗读完毕，我们根据范文依葫芦画瓢，用稚拙的文字写下每个人心目中的母亲河，这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篇作文。由于母亲河距离我们村子较远，此前鲜有人近距离地接触过她，因此在我们的作文里，都必不可少地加入了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至少我是如此。

正是从这堂意义非凡的语文课开始，日夜奔腾不息的清江和清江两岸山重水复的鄂西，反复出现在我的笔下。在我漫长的练笔期里，她在我的文章里就叫清江；后来，我给她取了个新的名字——大河。我自觉这个从表面上看较为含糊的名字更为大气磅礴，也更能涵括她在鄂西如狮如虎的群山间一路奔突向前的无穷意味。毋庸置疑，这条大河，是我漫长写作道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这个起点就像一个隐秘的通道抑或开关，把我和广阔的鄂西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这个起点出发，我试图创造出一个风格独特而又辽阔无边的文学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创造出一条能够被他人辨认出来的大河。许多年后，希望有人能这么总结我的写作：他所写下的，都是与大河有关的故事。这当然只能是宏愿，也是奢望。每个写作者，至少是一部分写作者，对于自己的写作，对于自己在这条无比艰辛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其实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认知。

写作二十余年，我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的写作，离不开那条大河，离不开鄂西山区。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如今羞于提起的小文章《背叛泥土》；去年岁末，完成了一篇两万余字的长文《出鄂西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精神上的呼应，都是书写逃离鄂西山区的复杂心境与艰辛过程。自从十八岁那年离开鄂西山区以后，我确实从未想过要回到那块土地上工作和生活，甚至一度因为交通原因或生活中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变故而抗拒回去，可回顾这些年的写作，我却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书写那条大河和大河边的世界。这实在是一个悖论。我已经成功“逃离”鄂西，并在少时心向往之的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就不能写点别的吗？当然写过。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我放下需要高度仰仗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的散文，发奋写过一年时间的小说。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也确实竭尽所能地虚构了好几个故事，甚至让主人公长出翅膀，穿墙过壁、漂洋越海、上天入地，前往地球的另一端乃至平行世界，可回过头来看，那些带有些许魔幻色彩的故事，无不打着鄂西世界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我再次想到《百年孤独》中那对为了逃避肆虐部落多年的失眠症而不惜抛弃王子和公主身份的印第安姐弟：卡塔乌雷和比西塔西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马孔多，却在丽贝卡的双眼中认出了让他们闻风丧胆的疾病。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姐弟俩无以逃遁的失眠症，解读为故乡施加给写作者的影响。年少之时，或许每个人都怀有一颗叛逆之心，都想着远走高飞，甚至对故乡和父母进行精神上的“清算”，试图与之撇开关系，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自然而然地就会意识到故乡的重要。在这颗漂浮于宇宙中的蓝色星球上，我们拥不拥有一个故乡是很不一样的。故乡意味着有根可寻，更意味着你与一块土地可以产生实质性的关系。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以及那块土地上的血脉、阳光、空气、雨露、山水、方言、风俗、人情，共同塑造着你不同于他人的性情。对于一个写作者，尤其是生活在这个高度同质化时代的写作者而言，有没有故乡，有没有那样一块令你念兹在兹的土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个只有在远离之后才会“被发现”的故乡，是我们得以在文字王国建立个人风格、形成自我辨识度的必要条件。如果有兴趣对人的面貌和性格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无论面貌还是性格，其实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一个地方对写作者的影响也是如此。回顾我二十余年的写作，结合评论家的文章，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书写的对象若是与鄂西无关，个人风格就比较淡，而书写的对象若是高度鄂西化、本土化，个人风格就十分鲜明。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几年，我写过不少与那条大河有关的人与事，并在行文中强化了鄂西对我的影响。因为鄂西山区在很多方面与拉丁美洲天然接近，不少人由此在我的文章中指认出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某种天然的气质。这种气质，来自鄂西山水的馈赠，来自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的滋养。犹记二三十年前，祖父辈们尚且健在之时，我们家一度是“故事沙龙”的自发承办地，我们兄妹是被许许多多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喂养大的。这些故事，如今成为一只只引窝蛋。

我珍惜这些引窝蛋。它们让我意识到故乡的可贵和丰富。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贫瘠的鄂西山区并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甚至认为那块僻远之地是一块文化沙漠，后来才发现那真是天大的谬误。穿镇而过的八百里大河，最终汇入长江奔腾入海，“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前一阵子，我在故乡见到一位十多年不曾谋面的长辈，虽然岁月改变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容貌，但我还是认出了他。他年近八旬，依然耳聪目明。我们在一个乡村婚礼的现场攀谈了一阵，意外得知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决定下次回鄂西专程拜访他。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认真挖掘，我的那些曾经背井离乡到外省讨生活的父辈们，哪个人身上没有一箩筐故事？仅仅是他们，就够我写一辈子了。

故乡是一口深井，也是一座富矿。对于一个生活在高度全球化、国际化、人口流动性极强的时代的写作者而言，能够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拥有一个邮票般大小的故乡，真是三生有幸。因为那意味着你拥有了一个“根据地”，至少是获得了开辟和建立“根据地”的可能。而以此为据点，天地何其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