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我边做家务，边收听浙江广播电台的节目。费翔的《故乡的云》在古董收音机温润的格栅间飘荡，“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高亢、深情，又带着千帆过尽的惆怅与决绝。一刹那间，漂泊异乡的艰辛一点一滴涌上心头，真是应了那句：“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听着熟悉的旋律，我的思绪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只身一人，义无反顾地奔赴浙江，绿皮火车上，太多和我一样豪情万丈的年轻人。我们互相打量片刻，立即熟络得如同故交。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庞紧贴玻璃窗，看着一闪而过的陌生的电线杆、村庄和人群，我们不约而同地大喊：“快看呀……”周围年长的旅客诧异而羡慕地看着我们。我们无暇顾及其他，唱着，嚷着，用力地宣泄无敌的青春。
绿皮火车在一个个以前在电视里看见过或者闻所未闻的地名卸下我的同龄人。我们激动地拥抱对方，手中紧握写有对方地址的纸条，纸上的字和青春一样潦草。那些年，手机还没有普及，我们冲对方挥舞双手：“你一定要给我写信哦！”我们笑容满面地结识，又欢天喜地地分开，流下的也是喜悦的泪水。年轻真好，还不懂得离别的滋味，不懂得珍惜，也就不会悲伤难过。
我还记得，送我到镇上坐班车的路上，我的堂弟陈飞亦步亦趋。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他常年跟着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在另一个小镇上读书，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到寨子里。他母亲则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赡养公婆，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侍弄十几亩田地，日子艰辛，却也有盼头。正因为和母亲聚少离多，陈飞比很多人更早懂得离别意味着什么。他一路上反复唱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我还打趣，又不是生离死别，不必过于难受。
不料一语成谶，之后的二十年间，我们竟然只见过一面。那些年，他在义乌开淘宝店，我们总是以为离得不远，见面的机会很多。然而事与愿违，有几次，本来可以团聚的我们，却因为俗务缠身而不得不爽约，后来一个在大西南的布依寨子，另一个在浙江的海边小镇遥遥相望。很多年过去了，我为故乡写过的无数诗篇里，有让我牵挂的堂弟和深深爱着我的亲人朋友，有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这些，在我选择的一场又一场奔赴远方的过程中，给我慰藉和力量，在我历经社会和生活的磨砺时，擦干我的泪水，搀扶着我向前走。
有一次，父亲打电话来，语气平淡地告诉我，我的一个发小去世了。我没有打听原因，父亲也不说。我们默契地替一个英年早逝的人维护他最后的体面。这种爱，这种美德，我们仿佛与生俱来。好像我们不说出来，现实就不会露出它残忍无情的一面，好像我们刻意隐瞒，痛苦与悲伤就无法近身。就如同只有老年人厮守的故乡，只要我们假装她依旧枝繁叶茂，那么她漂泊在异地他乡的子孙就会给予她绕膝之乐。
有一天傍晚，我行色匆匆地从外地赶回家。那是深秋的雨天，路上的人撑着伞在街头穿行，车辆慢吞吞地蜗行，给我一种迷路者的错觉。在小区附近，我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伏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号啕大哭。没有另一个人多看他一眼，因此，他的哭声显得更加刺耳和无助。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让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大庭广众下失声痛哭？我快步上前，顿时想起自己的老父亲。“大叔，你怎么了？”他费劲地挪开铺满青筋的双手，有些惊惶地看着我，沟壑遍布的脸上一片滂沱，已经分不清泪水和雨水。我鼻子一酸，赶紧把雨伞往他那边倾斜。雨下得更加猛烈了，仿佛要把我们围困。我极力劝说，老人终于同意披上我从行李箱里翻出的外套。老人告诉我，他也来自外省，进不了工厂，平日里靠拾荒挣点钱补贴家用，儿子一家还背着房贷。他哭，是因为儿媳妇和孙女嫌弃他不讲卫生，挣不到多少钱，吃饭还喜欢吧嗒嘴。一股内疚、悲凉和无力感朝我袭来，我不由自主又想起自己的父亲，我也曾经嫌弃他啰唆，一句话总是喋喋不休反复说，嫌弃他越来越像个孩子一般胆小。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我们身边围上来几个好心人，一个阿姨自告奋勇，嚷嚷着要带老人回他儿子家，要好好“修理”老人的儿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摇了摇头，说：“算了，他们也很不容易。”老人婉拒了所有人送他回去的好意，颤颤巍巍地，头也不回地渐渐消失在夜幕里。我又想起自己的老父亲，他在千里之外，淡淡一笑，原谅了我对他的所有冒犯。
我经常想，是什么让我迷恋对异乡和远方的奔赴呢？是不确定性，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假象？电波穿越崇山峻岭，带着父亲的体温，用我熟悉的家乡话告诉我家乡微不足道的变化。以他对我的了解，父亲知道，哪怕一点点变化，只要他们能够过得更好，我会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当我把自己的近况告诉父亲，他的安心，我也能感受到，就像小时候，一家老小在大雪封门的夜里，围坐在温暖的火炉边，一个人都不少。
印象最深的回家，是那次看到老屋被弟弟夷为平地，他豪情万丈地说，要造一栋漂亮的别墅。我的心如同刀剜，我悲伤地想，小时候一家人清贫快乐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承载这一切的老屋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忙碌的工人们和弟弟一家人喜笑颜开，生活向他们敞开了更加广阔幸福的怀抱。
他们看不见我的内心，也无法理解他们用他们的手，解开了家园与我之间维系多年的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