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前，我生活在新疆北部的小城精河。精河距离国界线不到一百公里，只有十四万人口，是个地道的边地小城。312国道从这里经过，那是一条从上海出发直至新疆霍尔果斯的国道，全程4967千米，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

几乎每天，我都会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车在312国道飞驰而过。我对世界的想象是沿着这条公路展开的。作家王蒙曾在小说《逍遥游》里详述这段路途：“于是我买了一张十八块六的长途汽车票，在乌鲁木齐长途客运站挤挤搡搡地上了车……我们到达了北疆重镇乌苏，汽车将从这里分道驶向西面的伊犁，西北面的塔城或正北面的阿勒泰……第二天车就常常走在荒漠里了。精河县的附近都是沙，一场大风以后沙包会把公路遮断，所以那里有‘治沙站’，所以那里的西瓜特别大也特别甜。”

诚如王蒙所说，精河县城是一个附近全是沙的地方，如果不是伊犁与乌鲁木齐这两座城市的过路驿站，这里大概会被黄沙掩埋。

林则徐也曾于1842年经过精河，并写下日记：“此地安插遣犯约二百余名，皆令种地及各营中服役，闽粤人尤居其半。”可见精河在清朝时还是发配罪犯的苦寒之地。

小城的生活乏善可陈。六岁的夏天，父母决定将我送到牧场的伯伯家里。一来，他们工作忙碌，顾不上放了暑假的我；二来，他们觉得牧场上气候凉爽、牛羊遍地，适宜儿童生活。朝鲜族阿塔把我和他的女儿美拉一起带到了距离县城七十四公里的夏牧场，我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暑假。两个夏天，足够发生许多事情。我和美拉成为小小羊倌，每天清晨赶着羊群到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牧。叔叔来到牧场，帮助伯伯一家盖了房子；邻居的蒙古族老牧人逝世，我们去参加葬礼，大家彻夜地歌唱、喝酒，送别老人回到长生天的怀抱；我亲眼目睹一匹黑马独自死去；一头山羊吃掉了我们的水果硬糖，而美拉原谅了它：“也许山羊也想吃糖吧……”

八岁时的夏天，父母把我送到了另一个夏牧场的索力坦舅爷家里。索力坦阿塔是个红脸汉子，长得像关羽。他还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幽默感，他说我像一只瘦弱的地鼠，表姐秀格拉像一只肥硕的旱獭。我和秀格拉每天忙个不停，除了放牧，就是闯祸。寄居舅爷家中的阿斯哈提舅舅像绵羊一样安静顺从，表哥夏麦羞涩寡言，我们一起捡拾蘑菇、割取树胶。一头暴躁的母牛失去了牛犊，在毡房外转着圈彻夜哀鸣。那个夏天，我还经历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晚霞和雪夜。

我喜欢牧场的生活，常常站在暮色四合的原野看着羊群归圈，空气中弥漫着牛粪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种夏日晚间的清冷。最迷人的风景是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我喜欢他们的诚恳、狡黠、勤劳和懒惰。牧场的生活也是艰苦的，我常常苦于这里丰沛的雨水和没完没了的劳务。在牧场，我知道了劳动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德，也是最大的苦楚。

牧场的生活令我难忘。当时我还不识字，但已经决定写下那里的故事。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小城，大概不会成为写作者。我想，我应该感谢父母把我送到牧场的决定。

成年以后，我真的走上了写作之路。每当我打算写牧场的一切，就会感到茫然无措。我无法把那些哈萨克语的名称、器物和物候准确地翻译为汉语。与此同时，我发现哈萨克族人有另一套地理知识，那是根据牧羊的轨迹亲身习得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我度过童年时代的这几个牧场究竟位于哪里？它们在汉语世界里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查阅资料、询问老人，甚至在卫星地图上不断放大精河的坐标查看，但所获甚少。那些名字都是用哈萨克语命名的，汉语资料里几乎查询不到。而老人们总是笃定地用哈萨克语说，噢，牧场啊，就在那边呀，就是某牧场，再骑三个小时马就会到某某牧场。他们心中显然有一个清晰的牧业地图，而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地图的钥匙。至于卫星地图，它们显然不会留意精河这样一个无名之地，所以放大以后只有精河县城和周围的草原、绿洲和沙漠，却没有它们的名字。

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我终于确定了这几个牧场的地理位置。它们位于天山北麓，属于精河北部的婆罗科努山、科古尔琴山。以山脊为界，南坡属于伊犁河谷，北坡就是我们精河的牧场。我对这些牧场的名字进行音译，为它们进行汉语命名——伯伯的夏牧场是库思台牧场，而舅爷所住的是野柯苏伦牧场。这些牧场籍籍无名，因为是牧人的后代，我得以幸运地进入这片秘密之地。

我把牧场上的故事写在了即将出版的新书《世界是五月的牧场》里。书名来自苏联作家巴别尔的一句话，“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我想，对我来说，那些小小的牧场就是整个世界。

过去我常常提及一个词，游牧性。这几年，我开始思考现代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世界上角角落落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牧场上的人当然也不例外。父亲告诉我，羊倌们有时会在山顶聚集，利用稀有的信号点一份大盘鸡，然后卧在山岗上刷着抖音，等待外卖员骑车呼啸而至。这个细节听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经由写作，我也在游牧性和现代性之间找到栖身之处。就像童年牧道上迁徙的羊群，缓慢而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牧场，也像一个骑马又驾车的人，自由地闯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