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繁花》热播之后，改编自作家陈彦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人们的关注和期待中再次收获广泛赞誉。《主角》围绕秦腔名伶忆秦娥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展开，串联起“西北鼓王”胡三元、秦腔艺人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浮沉，展现了社会变迁中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兴衰际遇，更通过“戏中戏”的设计，让出场、离场、在场的“角儿们”上演着一幕幕宿命般的离合悲欢。它既是一群黄土地上的普通人用生命谱写的传奇，也成为富于情感生命力的秦腔艺术的文化缩影。
向以写人为中心的文学审美靠近
从《主角》中，我们再次看到这轮文学改编热背后，电视剧美学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过去以编“剧”为主导的戏剧性美学，正在向以写人为中心的文学性美学靠近。人物不再是戏剧冲突的功能性符号和类型化性格，而是故事主体，是一切戏剧性的发动者。处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文化条件甚至地域条件的人物“前史”、人物身份、人物的关系结构、人物的欲望动机、人物的性格特征，共同驱动着人的行为，从而引发不同人物在不同动机驱动下的差异、矛盾、选择、情感纠缠、利益冲突。情与理、义与利、善与恶，远远跳出戏剧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缠绕成更加立体的戏剧冲突，例如即便是恶亦有据可循，它植根于复杂的人性动机。正是这种“文学即人学”的美学转换，使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如同优秀原著小说一般，具备了滋养观众心灵的艺术力量。
《主角》的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无论贯穿始终还是客串出场，大都个性突出、鲜活生动。以秦腔和忆秦娥为毕生执念的胡三元，刚柔相济、情肝义胆的苟师，命途多舛、本色不改的花彩香，傲娇一世、戏比天大的古师，外表轻浮、内心火热的刘红兵，即便是戏份不多的秦腔剧团团长单仰平，也是刻画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其性格的丰富性远远不是前面的修饰词所能概括的。正是这组生动的群像，托举起易来弟蜕变为易青娥，再成为名震舞台的忆秦娥，最终唱出“方寸行止、正大天地”的通透敞亮。
人物的生动性来自生活真实的滋养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剧中这些人物之所以鲜活立体，根源在于从原著到编导演，甚至摄影、美术等全流程创作者深耕现实、体察生活的扎实积淀。原著作者陈彦在文艺团体工作近三十年，“与各种‘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这种得天独厚的人生阅历，加上创作者们所形成共识的超出“故事”、超出“好看”的文学野心和电视剧理想，才能“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才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秦腔的热爱和透视，“秦腔，看似粗粝、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戾”，可这种来自民间的血脉偾张的“汩汩流动声”，“却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形而下的丰富性和形而上的体验感，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血肉灵魂。这也使演员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找准人物的行为逻辑、情感方式和语言状态，叙事能够紧扣人物的命运曲线，场景能够将时间的年代感和空间的地域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全剧那种悲怆而奔放、压抑而自由、残酷而浪漫的精气神，就像秦腔一样有了回肠荡气、天地共生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当然，对于电视剧的二度创作来说，如何通过演员表演、场景再现、叙事结构、细节呈现、镜头调度、剪辑节奏和声音加工，一方面保存、转化、放大原作的精华，另一方面体现出电视剧这种影像叙事的媒介特性和传播魅力，必然会成为对以导演为中心的所有演职人员的巨大挑战。演员的选择、演员的形神兼备，往往是改编遇到的第一考验。有丰富的形象塑造经验，特别是富有陕西在地生活经验的戏骨们的表演，如张嘉益、秦海璐、孙浩、张国强、石文中、窦骁、扈耀之等，成功地支撑起了电视剧的人物群像基本盘，而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其中成长弧线最大的主角，从农村放羊娃到剧团学徒、从烧火丫头到一代名伶、从懵懂人生到人戏合一，也努力完成了自我升华以及人与角色的整体性表达。剧中的许多生活细节、陕西方言的应用更是处处鲜活。从这些演员的人物塑造中，观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小说原作者所说的“唱戏是在效仿同类，是在跟观众的灵魂对话；唱戏也是在形塑自己，在跟自己的魔鬼与天使短兵相接、灵肉撕搏”。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该剧场景考究，从穷乡僻壤、偏远县城到省会城市与剧团剧场，街道、房屋、植被、道具、环境声音不仅还原了时代风貌和地域特质，又深度融入叙事，让这些场景充分参与到人物塑造和故事推进中来。九岩沟的天地苍茫、群山叠嶂，宁州县剧团的传统、封闭，长安都市的喧嚣和混杂，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如同舞台上变幻的景片，人物的悲欢离合都镶嵌在这些惊天动地的大背景长卷前，每个人都在竭力挣扎，而历史则在写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剧本。正因为电视剧为时间和空间的质感给予了充分而真实的呈现，观众才能相信，张嘉益就是胡三元，刘浩存就是忆秦娥，看大门的周存仁和苟存忠、管伙食的裘存义，都是与时代大舞台相匹配的角色。可以说，从人物塑造到场景再现，从故事进程到细节展示，《主角》都用一丝不苟的制作，追求着“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目标。
《主角》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多年，前前后后有名有姓的人物数十人，虽然也有意识地强化了某些偶然性所带来的戏剧性，以及相对极致的情节，但它整体上并不是靠强情节、强冲突来推进叙事的，这可能会令那些习惯于强戏剧性的观众感到不适。剧中某些人物关系的铺排可能也有繁简不一的争议，特别是秦腔在电视剧中的华彩场面似乎还不够丰满和让人热血沸腾，但是这并不影响该剧在人物塑造和现实主义美学呈现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透过这群“角儿”，传达了一种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忆秦娥的师父苟存忠，为了重现旦角艺术的绝代风华，血溅舞台、以死谢幕，裘存义、周存仁退隐江湖，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在充满文化寓意的“四大导师”引导下，易青娥在寒来暑往中不仅学戏、唱戏，也习得了中华文化忠、孝、仁、义的为人处世之道，最终激发了来自生命个体情到深处的艺术之道。正是这一点，让她蜕变成蝶、人戏合一，完成了对“墨守成规”的师傅们的超越，继承了传统更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秦腔艺术的生命起源。
人生的舞台上，进进出出、上上下下，谁都未必能成为命运的主人，但他们每个人却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独一无二、顶天立地。这正是电视剧《主角》在各个创作和制作环节共同努力下所达到的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如果说电视剧是故事的艺术，那么这个故事最终还要落脚于人的故事，是那些用生命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并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命运发生戏剧性关联的人的故事。通过这些人，观众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悲天悯人的同时也扪心自问，回头看路也仰望星空。《主角》谢幕了，但这些人物形象还在、秦腔还在，人戏流转、天地共生。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影协副主席）